本文摘自《书屋》2008年第11期，作者:阙光联

君主立宪:昙花一现的政治设想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结束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向现代立宪政治转型。在戊戌维新及其后的十数年间，君主立宪被康有为、梁启超等部分社会名流和政治人物视为实现这一政治转型的最佳途径，甚至也得到清廷当局的认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预备立宪。然而这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直到辛亥革命爆发，也始终停留在“仿行”阶段，并无实质性进展。民国成立之初，君主立宪的论调暂时平息了数年。但随着民初政局的动荡，政争、内讧不断，党派倾轧，国家贫弱依旧，种种不如人意使部分社会、政治人物对共和制产生某种失望心理，于是到了1915年，便又有了君宪说的出现。此时正值袁世凯暗中酝酿复辟帝制并制造舆论之际，君宪说恰逢其时，自然得到袁氏的支持。不过，当时舆论界主张君宪说最有影响的人物如杨度、古德诺之流，倒也并非完全为了迎合袁的政治需要，主要还是出于他们自己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理解。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君宪说从此在中国政界销声匿迹，不过在理论界、思想界却不时依然有其知音。如身为美国政治学学者的古德诺，在其晚年的封笔之作《解析中国》（1927年）一书中，依然坚持君宪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佳途径，对于清末君主立宪未能实现颇觉“惋惜”，认为“若非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按理说到1917年就可建成具有一定的有限君主制性质的代议政体”。近年学术界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看法，认为晚清新政是渐进式的现代化变革，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条渐进式改革道路是有望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正轨的。其中，君主立宪作为一种非暴力革命的政治变革方式，其积极意义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君宪说无疑是受到像英国、日本这类君主立宪国家的成功经验的启发和鼓舞，同时也是鉴于拉美等国实行共和制过程中出现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的历史教训。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确实也说明共和政治并不能立马给国家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

君宪说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最大好处在于可避免政局动荡，尤其是可避免流血、暴力、战乱等等非理性的政治现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贫弱的大国而言，此类非理性现象将使国家长期陷入恶性循环而得不到稳定和发展。加以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颇为险恶，更不容长期的政治动荡。那么，君主立宪何以有利于保证政治稳定、理性有序呢？其理由最主要的不外是中国国情，中国有着悠久的君主专制传统，人民的政治素质不高，皇权思想、权威崇拜意识根深蒂固，所以一下子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必然不能适应，而君主立宪则是最佳的过渡方式。筹安会称:共和国主权全在人民，大权采于国会，“若人民知识不及法美而亦握此无上之权，则必嚣乱纠纷……不能图治，反以滋乱”。杨度说:“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法、美等国那样以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是因为中国的“人民程度不及法、美”，并以民国初年的政争及二次革命为例，称在共和制下“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古德诺也同样认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他说如果当初中国不推翻清朝帝制，则在帝制下逐步发展立宪政治的效果将比现在更好。在他看来，中国实行共和制最大的危险就是权力更替容易引发内乱，内乱往往最终导致最坏的政府形式即军事独裁制的出现，而重建帝制的合理性也仅仅在于帝制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更加稳妥的解决。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如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而从其国之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与夫列强之关系观之，则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

君主立宪作为立宪政治的一种形式，在近现代世界一些国家得到成功的实践，典型者即如英国、北欧、日本等。然而在近代中国，它却终究只是少数人士的政治设想，根本没有实现。不过这并不能说明君主立宪本身的错误，从理论上分析，毕竟君宪说的根本还是要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君主制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手段、形式而已，所以不宜将君宪说简单地等同于维护封建专制。比如1915年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时，梁启超就明确表示，只要政体是立宪政治，国体为君主还是共和并不重要，所以在清末君主制存在时自己主张君主立宪，而在民国共和国体已经建立数年之际则主张共和（民主）立宪，总之没有必要在国体问题上折腾。这种看法应当说是比较理智、公允的。如果我们肯定立宪政治是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正当方向，那么，需要拷问的就不是君主立宪是否应当，而是君主立宪是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