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画中十六世纪巴西土著吃人场面

笔者以前撰文时，曾引述人类学家的话:“猪肉之味近人肉”，猪肉因此成为非素食人类之至爱。后来想起，这句看似漫不经心的话，岂非说明人类曾以人肉为主食？思之不禁骇然，但仔细再想，在马牛羊鸡犬豕等未为人类豢养之前，先民从哪种食物摄取蛋白质等养分？人肉正是唯一的“选项”，人食人因此应为上古时代的常态！自此笔者对“人食人”的源起发生兴趣，虽无意穷其究竟，亦不免东翻西看，且成为和友人闲聊时的“热门话题”。偶与小辈谈起，有说布加勒斯特大学政治学学者卡塔林·阿佛蓝美斯古写了一本题为《同类相食思辨史》（Catalin Avramescu: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annibalism；下称《思辨史》），对此记之甚详，遂购而读之。人食人特别是就此问题的“脑交战”历史，果然尽在其中。

未说西洋人食人之前，先看看我国相关的史料，倒真教人大开眼界。

被称为钱锺书后中国学问最好的金克木，真是“何道不治、何艺不闲”的大学问家，去年出版的《文化三书》（东方出版中心），所收数十短论，题材广泛，令人目不暇给。内有《食人·王道》一文，是金氏阅读《资治通鉴》中有关“人食人”记载的笔记。《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实用性”高，是经常被引述的典籍，惟此前说其中“人食人”的似不多见。金先生摘引多处“人食人”史实，真是触目惊心，举其荦荦大者，有“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死弱以充食”；“斩首万余级……军无食，脯（林按制成肉干）其尸而啖之”；“军行未始转粮，车载盐尸以从”（以盐覆尸，保人肉〔咸肉〕不致败坏以为军粮）；“是冬大雪，城中尽食，冻馁死者不可胜计，或卧未死，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人肉价钱显然不及狗肉五分之一，也许是人肉供应较多亦可能是狗肉味道远胜人肉需求较殷之故。

我国古籍记“人食人”的事，并不罕见，金文指出千余年前“人食人”甚普遍。《公羊传》便记春秋时期围城出现粮荒，饥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的惨象；当时绝粮后食物的次序是马、雀、鼠、妾、奴、妇人及老弱男子（当时尚无家畜家禽？），而到了五代的后汉（947-950年），有大官“好食人肝，尝剖而脍之；脍尽而人犹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胆……”又说“长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杀人的方法与屠羊猪等同）。“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虽是“慷慨悲壮”之词，亦是现实的反照。

不过，先人食人，应在天灾人祸即饥寒交迫及战乱之际，风调雨顺和平时期丰衣足食，除了有奇嗜如前述好食人肝者，人是不会食人的。清人笔记中的卖人肉“黑店”，只是“偶发事件”，且作者凭耳食之言，未必是事实。古人好写“笔记”，记所见所闻所思，然其中不少是小说家言，并非全是事实的记录。

事实上，我国人食人似不及外国普遍，以我国古时候似较外国先进。混沌初开时期的生活景象是“有巢氏俾（教）人居巢，积鸟兽之肉，聚草木之实”为生，这似乎是“有兽肉有蔬果”了。尚秉和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引《古史考》:“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又引《白虎通》:“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新语》则说“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盘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似乎不错，当然毋须动同类的脑筋。

显而易见，人食人只是受现实所逼偶一出现的畸行。古人狩猎、耕作，人多鸟兽少时，有家畜家禽可供食用；古人何时开始养畜牲？从《周礼》的“凡祭祀，饰羔”，饰羔是指“除牛牲外，凡豕牲、羊牲、犬牲”，即无牛祭祀时，以“文绣饰”（挂彩带）的羊、猪和狗都可当为祭品。这些“牲”显然已是家畜；传《周礼》成书于公元前三四十年间，可见饲养家畜有悠久历史，食人肉便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