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2日，历史悠久的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转载了《纽约星报》（NEW YORK STAR）邀请代表各种政见的几位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举行座谈的记录。他们讨论的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60年后的今天，重读他们当年说了些什么，仍旧发人深思。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西行漫记》作者，原《星期六邮报》驻华记者，后任该报副总编辑，并一度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总编辑）:

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将一个能够满足人民大众某些迫切需求的纲领付诸行动。1927年，国民党赢得政权，靠的是耕者有其田和在政府里实行民主的口号。现在，失败了，因为它从来没有兑现过它所作的任何承诺。

共产党之所以胜利是因为他们实行平均地权，并让农民在斗争中享有经济实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个政治联盟。由于有了这样的联盟，他们开展了群众运动。从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一股道德和文化力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的领导队伍。一个纪律严明和深为群众爱戴的政党。他们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是因为它能从大多数人民群众中吸取力量，并为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寻求答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支现代中国最有成效的军事组织。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蒋介石的前政治顾问，美国新闻处太平洋行动组副组长，多本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著作的作者）: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赢得胜利，部分是由于他们领导得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高压统治，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希腊政府都不如。在我们国家，用马歇尔国务卿的话来说，我们总是把共产主义与穷困、饥饿、绝望、混乱联系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公式所描绘的一切正发生在政府管辖的地区里。所有美国记者发回来的报道，都证实政府一边的士气完全瓦解，为国民党而战的信念已经荡然无存。

约翰·费尔班克（John K.Fairbank，中文名费正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与中国》一书的作者，原美国新闻处处长，曾在中国居住17年以上）:

中国共产党正在取胜，是因为它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了。国民党有过20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是它却没有去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组织农民确有一套，泼辣、坚决，但是有利于群众、极具号召力。共产党的成功，恰恰反映出国民党在组织农民成为国家政权基础的无能和失败。

安娜莉·贾科贝（Annalee Jacoby，中文名贾安娜，二战时美国《时代》、《生活》、《财富》杂志的驻华记者，与美国名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合著《THUNDER OUT OF CHINA》，中文译本名《中国的惊雷》）:

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让农民看到为什么而战，而蒋介石却完全做不到。蒋从来不与他的民众商量，他只是命令他们。他粗暴地不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无论是保守派的、自由派的，还是共产党的。他与他的政党总是镇压农民的暴动和起义，从来不留中间地带。中国人被迫只能在不拥护他就反对他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只能选择灾难较轻的路走。我们能够提供的所有军事援助，都不可能帮蒋介石取得胜利。

爱格尼斯·史沫特来（Agnes Smedley，与中国共产党人交往甚深。《中国的战歌》和《朱德传》的作者）: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是一群普通的中国人，正在进行一个神圣的解放战争，将中国从封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民解放军是一支由工人农民组成的民主军队，领导他们的是一些被证实为第一流军事政治智囊。这支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军队，是一支政治上有教育的、有纪律的、抗腐败的和全心全意奉献的军队。

它的战略战术是在反对一个独裁政权20年血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个政权统治的残酷、腐败甚至被其盟国视为比中古时代还要落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外国人的支持，这个政权是不可能生存的。

克里斯托福·兰德（Christopher Rand，《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刚从中国回来。抗战期间，在驻中国的美国新闻处工作）:

共产党之所以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比蒋政府更加关注中国人民的需要。他们的军队和政权是在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明确思想指导下工作，更具有奉献精神和高效率。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中国国内。俄国人的物质援助，与我们对蒋介石的相比，少得可怜。如果外界列强对于中国的内战不予过问，共产党可能早就取得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