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应作随时应战准备,并转入主动地位。”其中提到:“倭如制造华北傀儡时之处置”、“内蒙与华北及倭寇之利害关系”等问题。同日日记又云:“调陈任务”,“与辞修谈时局”(《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档案馆藏)。这一天的日记表明,蒋介石意欲发挥陈诚在对日备战和对伪蒙军作战中的作用。

陈诚是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将领。还在1935年7月,他就上书蒋介石,认为日本“贪欲无餍”,要求蒋介石速下决心,准备抗战,“应于玉碎之决心与准备中求瓦全,不应于瓦全心理中得玉碎之结果”(《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41页)。1936年9月30日,陈诚再次上书蒋介石,认为“就中日问题论,前途终不免于一战”,“中日间之关系,今日实已至最严重之阶段”。他建议,中国急务,除健全最高统帅部外,“应即就国防之需要,将全国各省切实分区,兼程厘整,旦夕应变,即就地予以守土之责,实为无可再缓”。他要求立即“积极建设两湖,作为国防根据之中心。”函称:“为今之计,应认定西南重心之所在,切实委任,严行督促,以期树立复兴民族坚固不拔之基础。”(《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55-356页。)

同年10月,陈诚奉蒋介石之命,协办晋绥国防。陈诚与阎锡山商定,由中央与山西共组30万兵力,防备日伪来犯,相机收复为伪军占领的百灵庙、商都、张北等地。29日,陈诚随蒋介石飞洛阳。同日,蒋介石日记云:

以后政治重点:甲、先整理长江各省,确实掌握,而置北方于缓图,并加慰藉以安其心。乙、川湘孰先?若为现实与由近及远,应先整理湘省,然为根本解决计,则先整川省。此时似可着手乎?(《蒋介石日记》,手稿本。)

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陈诚关于对日备战的意见起了作用。他接受陈诚“兼程厘整”全国各省、“建设两湖”、“认定西南中心”等建议。只不过,陈诚建议以湖南、湖北作为国防根据地,而蒋介石从1933年起,就决定以四川为根据地,因此,他不得不考虑“川湘孰先”的问题(参阅拙作《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2页)。

10月31日,蒋介石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演讲,声称“我们要复兴国家民族,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只有准备打日本。”次日,陈诚到校,演讲《对敌作战之时间、地点与方法》。他提出要研究三个问题:在什么时间打日本?在什么地方打日本?用什么方法打日本?关于时间,陈诚表示:“在敌人方面,是以‘速战速决’为利；而我方则以持久忍耐,才能够有利。”“我们多一天准备,就多增加一份力量。”“我方一味延缓,也是很对的。”关于地方,陈诚表示:“日本要亡我是整个的,不是局部的,我们就得有准备,任何地方都要有准备。”由于这次演讲面向该校全体官佐、学员,所以不可能透露他正在设计中的抗战方案,但从蒋、陈二人的连续演说看,他们确在思考相关问题。

据记载,陈诚即在此际向蒋介石提出《关于国防准备及设施之建议》,可惜此文件至今未见。大概陈的设计很得蒋的欣赏,因此蒋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本月反省录》中又写道:“对倭政策,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破之；彼以不宣而战来,我以战而必宣备之,则倭寇外强中干之技毕露矣。”蒋介石的日记没有与陈诚如何“策划抗日大计”的记载,但这一天的日记所表达的显然是“策定”之后的心情。

同年12月4日,陈诚再次向蒋介石上书,提出对日作战重点在鲁、豫、苏、皖毗邻边区、晋绥边境及江浙首都一带,函称:“湘、鄂、赣三省地绾南北,尤为全般作战之中枢,而国防上之根据地,实以湖南为最适当。”(《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361页。)

上述意见,和蒋方震将抗日大本营设于湖南芷江、洪江一带的意见接近,可以看作当时陈诚对“以空间换时间”这一战略方针的具体设计。

1937年11月29日,陈诚致电蒋介石说:“对倭作战,贵在持久,而持久之原则,在以空间换取时间,对于一时之胜负与一地之得失,似不必过于忧虑。现在首都卫戍既然有专人负责,请公迅赴湘赣,统筹部署,以制敌机先,实无滞留危城之必要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1194页。)陈诚打这一通电报给蒋介石的时候,日军已经攻陷武进、宜兴等地,正兵分四路,向南京推进,因此陈诚向蒋介石进言,要他改变战略,离开南京,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长期抗战。

西安事变期间,陈诚随蒋介石被拘,失掉了随身携带的两个皮箧,所拟国防计划、整军计划、公私函电、日记、建议等文件均损失无余。(《陈诚先生回忆录——北伐平乱》,第165页)他在洛阳和蒋介石“策定”的“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文件也可能即失落于此时。尽管如此,上述1937年11月29日的电报说明,陈诚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作战方针较之白崇禧要早。

“积小胜为大胜”方针的提出，白崇禧确有贡献。早在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讨论今后作战方针时，白崇禧就主张“应改采游击战”(《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版第1册，第143页)。至1938年6月，蒋介石即指令李宗仁，在苏北及两淮地区开展“游击”(《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第667、6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