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世宗死后，仍怀抱希望的官员赵贞吉给刚刚继立的穆宗上了一道万余言的《三几九弊三势疏》，指出多年来政务积弊及其危险。其中谈及仕风与士风，他认为:当时“士气卑弱之甚”。“治道由人心维持，人心由士气兴起。今士气委靡成风，譬则越绵不团而软，由往时辅臣议礼争胜，假峻刑以箝众口，一二贪婪固宠者继起，阴惧公议，袭用旧法，遂俾士大夫礼义廉耻之维不立。驯至此时，以言不出口为淳厚，推奸避事为老成，员巧委曲为善处，迁就苟容为行志，柔媚卑逊为谦谨，虚默高谈为清流，论及时事为沽名，忧及民隐为越分。居上位以矫亢刻削为风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为称职，趋爵位以奔竞辨谀为才能，纵货贿以侈大延纳为豪俊。世变江河，愈趋愈下。”其总结确实形像山具体，可其情形真足令人不寒而栗，正士身处其中而能安然无恙者几稀。其时被廷杖、杀头、坐牢、流放、贬官者何其多？当时不畏权奸，终被诛杀的直臣沈链在谪所与友人每谈及此，不免“扼腕而长叹，伤心而雪涕”。“世之人横私其身至于坏天下而不顾，背君父而自忍”。“亦有学道君子，周旋容与于其间，自负为知几明哲，默以取容而不知事日坏而道日丧，时已去而义未伸，生民社稷将保赖乎？”由上述，官场情形大抵是，相当多的官僚、文士，所谓“识时务者”在强权高压之下弃节改操，随波逐流；或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甚至欺君害国、败政残民，这是一些利益之徒和恶势力。这些人的仕风，当然已谈不到什么志向和理想，不过是蝇营狗苟，不知所为何事的行尸走肉而已。

事实上，晚明社会的仕风与士风正以上述两潮为标识，反映了与黑暗政治有间的在野者的意向。所谓“讲学之风至明季而极盛，亦至明季而极弊，姚江一派，自王畿传周汝登，汝登传陶望龄、陶奭龄，无不提倡禅机，恣为高论。奭龄至以因果立说，全失儒家之本旨。”这不仅说明了理学崩溃与阳明心学的直接联系，而且也反映出“道失于上”后士大夫们彷徨茫然的探索走入死胡同，并最后在无望中归入宿命、逃禅的思想轨迹。说明王阳明及其后学既无法脱离传统，也无法摆脱现实；以拯救社会的愿望开始，以耽迷玄谈的失败而告终。他们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

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朦胧中已思及到相当本质的问题。嘉靖时翰林王立道不再视君为神圣。认为其掌天下政务，亦须学而知之。他着文将君主分为上中下三类，指出:其“下者则又溺于声色田游之娱，驰于土木神仙甲兵之好”。政治昏暗乃君主不学之弊。这几乎将明中期君主的昏庸表而出之，全盘否定。然后说人君亦应明大学之道，这根本是隐讳地谴责最高统治者缺少君德。王立道甚至公然提出反对君尊臣卑，“人主之欲卑其臣而求自尊者，亦弗思之甚矣。夷其陛而求其堂之崇，世果有是礼哉！”而思想家李贽则更为激进，其“无君非圣”当时即已被目为“异端”。因此说，清初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深刻批判正是这一反思过程的总结和深化。

至于“东林党”，基本上是抱道忤时又不甘沉沦的一批士大夫在野派。《四库》馆臣的评价是，“东林一派，始以务为名高，继乃酿成朋党。小人君子，杂糅难分；门户之祸，延及朝廷。”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不与黑暗势力相妥协的不同政见者，因此这种评价与反对“讲学之风”一样，完全是维护君权专制而反对臣民犯上的论调。事实上，在明末诸方失控、顾此失彼的混乱状态中，东林党已是唯一较为清正并反映民意的一群。尽管他们的主张也肯定不能挽救行将覆亡的明政权，但他们根本不应当承当亡国之责。

明末臣节士气几乎全系于东林。当东林“前六君子”、“后七君子”被迫害殒命捐躯，并公布了涉及七百余名中高级官员为“反叛者”的《东林点将录》后，明王朝复兴的最后一丝希望即已荡然无存。天下瓦解之势已成，无论崇祯帝如何挣扎都不会有期望的成效，其孤家寡人的结局已经注定。历史不仅再次证明了失人心者失天下，且给后来清王朝满族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虽然明知回到以程朱理学来统驭这个国家已无太大的实际意义，但这却符合经亡国之痛又被异族统治的汉族士大夫的心理认可。因此清朝士风与仕风的整顿便是一面倡导理学，又一面大骂伪君子与假道学来实现的。他们真正使用的手段只是在大乱后给人以安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调整自己政策的实事求是与功利主义。明朝无善政事实上给清朝留下诸多的被承认、可施展的教训和机会。

来源:网易，摘自:《学习与探索》，1998/01 作者:谢景芳 原题:理论的崩溃与理想的幻灭─明代中后期的仕风与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