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有简体和繁体的不同,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远在甲骨文时代就有的。甲骨文里的“车”字有繁有简,繁体的车有车轮、车箱、车辕、车轭等,简体的车就只有车轮和车箱,而简体的车流传后世就成了楷书繁体字的车。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字,80%是由古代传承下来的,其中在先秦两汉时就有的,占到30%。例如,东汉的《章帝千字文断简》中就有简体的“汉”字,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里就有简体的“书”。因此,当我们听有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时,我们理解这里说的“汉字”应该包括简体字在内,而不是只指繁体字。

古文的门槛在语言而不在文字

有人说,“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这话恐不尽然。试比较下列两段话,一段用繁体字,一段用简化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

⑴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χ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

⑵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可见读古文不一定必须读繁体字,简化字同样可以用来写古文。

如果说古书本来是用繁体字写的,一旦改为简化字就变了样,不再是古书了。这话不合乎事实。我们知道,《论语》这部书大约是在春秋末期开始编写,到了战国初期才写定。那时连楷书都还没有呢,更谈不到繁体字了。根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扩大自己的宫室,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发现秦始皇焚书时藏起来的《尚书》《论语》《礼记》等。这是战国时人用“古文”写在竹简上的,汉代的一般人已经不认识了。后来经过汉代的专家把“古文”改为汉代的隶书,这叫“隶古定”。后来的人又把隶书改为楷书,才传流下来。今天看到的繁体字本《论语》,早已不是古时的样子。如果要回到古代,就应该用战国“古文”,可是那样一来还有谁能认得呢?

其实,现代人读古书遇到的困难,不在于用简化字还是繁体字,难在古书用的是古代汉语。要能读懂古书不但要认识汉字,不管是繁体还是简体,更重要的是要懂古代汉语,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还包括古代文化知识等一大套学问,而这些学问绝非三五日就能学会的。《尚书·尧典》开头是“曰若稽古”,这四个字没有繁简体的分别,可是认识了这四个字还不能懂得它的意思。《诗经·豳风·七月》里有一句是“七月流火”,意思是说到了夏历七月大火星就偏了西,暑气将要退去,可是有的人却误解为七月的天气下了火似的十分炎热。魏晋以来有个俗语词叫“宁馨”,意思是“如此”、“这样”,可是有的人却误解为宁静温馨。这不是古书无情,故意与我们为难,而是因为语言文字是发展变化的,只知今而不知古,自然无法直接与古人沟通。可见能读懂古书是道高门槛,这道高门槛是在语言,不在文字。我们读上面引用的《论语·八佾》里的一段话,如果读不懂用简化字写的“三归”,改为繁体字的“三歸”照样读不懂。清代学者郭嵩焘著《养知书屋文集》卷一《释三归》说:“是所谓三归者,市租之常例之归之公者也。”可见“三归”指的是从民众中收取的市租。很多人相信“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这是因为传世古文用的都是繁体字,其实如果有了简化字的古书,照样可以从中学习传统文化。

认识繁体字并不能直接继承传统文化

继承传统文化历来有两种方式,就是直接继承和间接继承。直接继承是由研究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来继承。他们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直接阅读古籍,并对古籍记载的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吸收其中的精华,去除其中的糟粕。然后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深浅程度不一的著作,供社会上不同水平的读者阅读。间接继承是指通过阅读由专家学者对传世古籍进行整理、编选、注释、今译和分析写出的各种著作来继承。绝大多数的人是通过间接继承的方式来学习传统文化的。都来搞直接继承不更好吗?那样做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可能。全体人民都去研究文字、音韵、训诂,都去读古书,都不去生产,社会怎么发展?只认识繁体字并不能直接去读古书、去继承传统文化。

简化字比繁体字效率高,好学好用,可是有些人的想法,为了能读古书,要放弃简化字回归繁体字。要明白认识繁体字的人并不等于就能读古书。如果放弃简化字、回归繁体字,结果是不但丢了简化字,而且古书照样读不懂,这不是两头落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