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因为一篇哲学论文《究元决疑论》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激赏，梁漱溟应聘来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这一年他只有24岁，不但比他的许多同事年轻，甚至他的一些学生，如冯友兰、顾颉刚、傅斯年等也与他年纪相若。尽管性格孤僻，但他还是迅速地融入到北大的氛围之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也很快成了他的朋友。

梁漱溟的父亲巨川先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在清末做过内阁中书，主要工作是为皇室抄录皇家档案。巨川先生为人忠厚，做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他坚信中国的积弱全是由于读书人舞文弄墨、脱离实际所致，因此虽然身为清代旧臣，他却并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将梁漱溟送进了洋学堂。他因为家贫亲老，自己很遗憾没有机会出国看看，因而一再谆谆告诫子弟“务必以出洋当一件正当要紧之事，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亦不为过”(《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他少年时很以母亲的严厉为苦，因此很少责打自己的孩子，对于孩子们的事情，哪怕关系极大，他也仅以表明自己的意见为止，从不横加干涉。在他那一辈人中，巨川先生这种开明的态度是十分罕见的。梁漱溟以后曾有过这样的回忆:“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我的父亲梁巨川》)他的这些言传身教自然予他的后辈以极大的影响，梁漱溟最初的思想与做人，和他的父亲几乎纯出一路。

正是由于父亲的信任与宽容，梁漱溟很早就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小小年纪就自承“天生德于予”，鄙视只谋求一人一家衣食的平庸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梁漱溟从就读于顺天中学堂时起，就孜孜于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探求。十几岁时，他就“留心时事，向志事功”，埋头于《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之中，还写日记不断勉励自己。他读《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牍》时，非常仰慕胡文忠和郭筠仙，常常称道他们。他这种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于事功的行径很得巨川先生的欣赏，

因此还为他取字“肖吾”(《桂林梁先生遗书·思亲记》)，足见爱惜之深。父子俩经常于晚饭后谈论时事，评点人物，气氛十分热烈。虽然两人时常因为想法不同而争执得不可开交，以致声传户外，但谁也不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反而以此为喜。直至晚年，梁漱溟仍很怀念这种父子相得的氛围，同时这也埋下了他一生顽强追求平等自由的种子。

但随着年岁渐长，梁漱溟对人生与社会的态度也有几次重要的变化，逐步与他的父亲拉开了距离。最初他秉承家学，倾向于变法维新。此后不久，他又转向了革命，并且于中学毕业前参加了同盟会京津支部，积极从事于推翻清朝的秘密活动。这引起了他父亲的不满。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梁漱溟就在同盟会的《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并因此得以目睹当时政坛上的种种丑行，内心非常苦闷。巨川先生对愈演愈烈的党派丑剧更是深为反感，但梁漱溟为了维护西方政制，事事加以辩护，父子之间经常爆发剧烈的争吵，而且都言辞尖刻，大伤感情。

正如梁漱溟以后回忆的那样，他们经常因为争执，“当午或为之废食，入夜或致晏寝。既寝矣，或又就榻前语不休”。但在巨川先生辞世后，梁漱溟曾为自己“词气暴慢”、“悖逆无人子礼”(《桂林梁先生遗书·思亲记》)而痛悔不已。这时梁漱溟又读到了日本人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被书中反对私有制的主张深深吸引，转而热心于宣传社会主义理想。他写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粹言》的小册子，大力提倡废除财产私有制，还把它油印分送给了许多朋友。这些自然都大违他父亲的心意，父子之间的裂缝越来越深。

1913年，由于对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状深感失望和沮丧，梁漱溟脱离了同盟会，退出了《民国报》。正当其时，中国出现了一个复兴和改革佛学的高潮，梁漱溟立即投身其中。他居家潜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会主义而转为倾向出世。

他甚至许愿从今以后不吃肉、不饮酒、不娶妻生子，过和尚式的生活。当时他的大哥结婚很久仍没有孩子，而梁漱溟又不肯成家，巨川先生对此既着急，又无奈，但对于梁漱溟的“越轨行为”依旧没有加以禁止，这种宽放的态度令梁漱溟本人都很吃惊。他无暇顾及父亲的不满，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喜爱的事业中。1916年，他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究元决疑论》，文中批评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独推崇佛法。他以此文当面就教于蔡元培先生，遂被先生引入北大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