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曹春荣先生，就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发表的《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一文提出商榷。本刊予以发表，欢迎探讨。

1934年1月至1935年6月，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在这一年多里，他经历的离开上海、任职苏区，红军长征时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直至被敌俘获而英勇就义的过程，早已为人熟知；每一个过程的因由，也不是什么秘密，更没有什么玄机。然而，王彬彬先生一篇《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载《钟山》2008年第3期），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并且给出了令人惊讶的种种答案，尤其是将瞿秋白的死因归结为博古中央或博古对他长期打击迫害所致，离奇得很。面对这么一篇奇文，笔者也想就上述话题略抒拙见。

瞿秋白离沪赴赣，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对他的一种保护。秋白久有此意，欣然以赴。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有其“不得不走”的原因，但绝对不是王明团伙（或博古中央）“为了更好地对瞿秋白进行监管”，更不是他们“要了莫斯科时期未了之愿”，“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引文均见王文，以下凡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早在王文之前，丁玲就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的回忆文章中说到:“1934年初，他（秋白）就不得不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去了。”［1］瞿秋白为什么“不得不撤出上海”而转移苏区，丁玲没作解释，但文中提到秋白因“匿住”而感“孤寂”。萧三在《忆秋白》一文中说得更明白:“在搞地下工作的时期，秋白同志多次在鲁迅先生家避难。”［2］鲁迅夫人许广平在《瞿秋白与鲁迅》一文中，详细叙述了“秋白同志在鲁迅寓内度过三次避难生活”的情景。［3］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在《忆秋白》的长篇回忆录中，将秋白在上海所处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用几个短句就展现得清清楚楚:“秋白就在这短短几年中（1930年8月至1934年1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威胁下，在地下的流浪生活中，把自己的心血放进新文学中去。”［4］那种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不仅秋白夫妇深深感受到，就连他们的同志、友人也一样感受到。郑振铎在《回忆早年的瞿秋白》一文中就写道:“有几次在街头遇到了，他戴着鸭舌帽，帽檐低压着眉梢，坐着洋车，疾驰而过，我们只是彼此望了一下，连招呼也不打。”［5］

由此我们不难看到，瞿秋白其时在上海的处境，哪里能跟王文所言“周扬、夏衍等人就一直在上海隐蔽下来并且平安无事”相类比呢？此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周、夏何许人也？秋白又何许人也？他们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眼中的份量、危害，能一样吗？

事实上，瞿秋白在上海的那几年，正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加重对中共白区地下组织的迫害破坏日甚一日之时。期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等机关迭遭破坏，许多党、团、工会和其他群团的领导人及工作人员被捕、被关、被杀。1931年9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通缉令，悬赏两万元缉拿瞿秋白、周恩来，悬赏一万元缉拿王明、罗登贤、沈泽民、洛甫、博古。［6］这使得瞿秋白在上海的处境极其险恶。中共临时中央既然在上海无法立足，而于1933年1月从上海迁至瑞金；那末，其后调瞿秋白去瑞金，就是对瞿秋白的一种保护，而不是迫害。

瞿秋白奉调瑞金的经过，则直接表明他离开上海去苏区，完全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1933年12月末，时任中共中央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同党校校务长冯雪峰（按:冯因准备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而比瞿秋白早一个来月从上海到了瑞金）商定并得到博古同意请瞿秋白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最后由冯雪峰发电报至上海通知瞿秋白，瞿秋白接电报后于1934年1月7日离开上海，2月5日抵瑞到任。”［7］

这里有必要把当时的相关背景作一介绍。早在1931年11月，在瞿秋白缺席的情况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命他为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部长）。因为他远在上海，不能到职视事，遂由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代理部长。1934年1月22日在瑞金开幕的第二次全苏大会，又在瞿秋白未及与会的情况下，继续选举（任命）他担任了上述两个职务。张闻天根据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特别落后，［8］急需加强领导、规划的现实，根据他对秋白本人的透彻了解，加上详细听取了刚从上海来瑞金不久，而与瞿秋白和鲁迅都有密切联系且相互了解的冯雪峰的情况介绍，并与之商定后，提出让瞿秋白脱离虎口、到瑞金就职的主张，乃是合情合理的事。毋庸置疑，博古中央调瞿秋白去苏区，完全是出以公心，而非挟嫌报复，欲置秋白于死地。

当时，瞿秋白听到中央调动的电报通知后的第一反应，以及他在瑞金途中写给妻子的信，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瞿秋白是欣然前往苏区，而不是什么戚戚然“不得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