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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治文化转型

2011年12月22日 03: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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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非正式团体和联合组织可以分成三种基本形式:(1)人民阵线;(2)俱乐部、联合组织、协会、团体;(3)政党及政党型的联合组织。按政治或社会特征又可将它们分成各种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古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生态的、宗教的等等类型[7]。在1988年春夏,以城市为基础的非正式组织开始与其他城市里同他们政治观点相似的组织建立联系,在此基础上,联盟建立和政治分化的过程开始了。这些组织、团体、政党的主流是要求自由、民主。他们的目标是沿着民主化道路加快改革步伐,在苏联建立法制国家,使一个为人民负责的政府制度化,把政治权力转移到多党自由竞争的苏维埃,瓦解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瓦解官员任命制度及所有的斯大林主义残余[8]。

哈贝马斯在阐述西方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时说:“政治公共领域,至少由两个相互过程交织在一起:其一,通过交往产生的合理权力;其二,操纵性的传媒力量,它创造大众忠诚、需求和‘顺从’,用来对抗体制命令。”[9]类似于这种反体制、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公共领域在苏联一旦形成,经由构筑于苏联国家控制之外的“公民社会”,集结了对抗国家的政治力量,完成了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的结合,从而也便意味着公共领域可对苏联国家权威进行挑战、对抗。对此,西方有学者指出:“公民社会通过提供不受政府干预的公民独立活动的空间有助于侵蚀极权结构,成熟于公民社会中的政党、运动构筑了后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10]

二、反体制性公共领域与苏联政治文化的转型

戈尔巴乔夫时期反体制性政治公共领域形成后,一方面解构了苏联政治制度赖以存续的政治文化基本成分,另一方面,新的政治文化开始浮现出来。

1·政治信仰危机的出现。在公共领域倡导和宣扬人道主义,重新解释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理念遭到扭曲、抛弃。具体表现为: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人,要确立“人是万事万物的尺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后归宿”;认为现实中,“在极权的‘集体主义’社会中,每个人是无足轻重的,体制对个人的命运是毫不关心的。它所关注的是超人类的、非人性的东西……只有改变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结构,才能医治社会弊病”[11]。二是以抽象的理性尤其是道德标准评判历史、政治、社会发展,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说成是一场“罪恶”的历史与“罪恶”的实践。“政论家们,似乎对过去和现在的评价毫不吝啬。其评价尺度是文明的全人类的价值。结果十月革命的历史在他们的镜子里成为善与恶的斗争,这场斗争以恶的力量取胜而告终。政论家用道德尺度把一切挨个衡量下来,结果一切都是罪恶。我们承认道德法庭的不可避免性,但如果用美好的、人类道德的尺度来衡量我们有罪的世界,那我们什么新东西都无法知道,除了那条普遍真理:人是有罪的,世界置身于邪恶之中。”[12]最后,社会主义思想成了与自由主义相等同的东西。1990年2月10日,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瓦·麦德维杰夫在《真理报》上撰文说:“按我们的理解,社会主义思想,这首先是最广义上的自由思想——改革的哲学核心、改革的出发点和意义是人、个性、个体。”[13]苏共28大则明确表示:党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是实际上使人处于社会发展中心,保证使人具备应有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保证社会公正、政治自由以及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精神解放的可能性。这其实在表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符人性”,这样做,除了鼓励个人主义、反对现存制度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政治象征的破坏与抛弃。公开性年代,对各种政治象征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以象征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历史人物、事件命名的城市、街道,到1990年,又一次出现了改名高潮。尽管这些命名多少是个人崇拜的产物,但改名还是反映了政治气候的变化。就已公布的情况看,这次改名绝大多数是恢复了沙俄时代的旧称,像卡马河畔切尔内这样的新兴城市则是恢复了初建时期的旧称,非俄罗斯地区的城市则把沙俄与苏联时期的改名一概抛弃,恢复属俄以前的传统名称。国家奠基人列宁和其他社会政治活动家的纪念碑、十月革命纪念建筑物、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纪念碑以及与苏联国家历史有关的其他纪念碑,卫国战争中牺牲的战士墓,甚至是苏联国徽、国旗和国歌都不断受到嘲弄和凌辱。1990年10月13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要求制止拆除列宁纪念碑和“粗暴凌辱与国家历史有关的纪念碑”,由此,我们能够看到公开性年代苏联政治象征被破坏、抛弃的程度与严重性。

3·政治信任危机的出现。随着改革的失利,普通党员和群众乃至一般机关干部越来越不相信苏共的执政能力和水平。1989年末,一项由苏共控制的研究机构进行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几乎三分之二的公众对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地方党组织和官员持批评观点。另一项令人惊讶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大约五分之三的党员认为一般的党政干部平庸无能、毫无作用[14]。博尔金回忆说,在苏联体制内部“党的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越来越不把政治局、中央书记处、苏联部长会议的权威放在眼里……这部运转了几十年的社会管理机器还在不停地工作,和以前一样通过决议和决定,但党和经济机关工作人员对制定的措施已经没有信心了”[15]。到1991年夏天,人们不相信苏共有可靠的计划来解决棘手的经济、政治、民族等问题。人们对未来充满悲观情绪,只有2%的人认为将来会有“重大改善”,18%的人认为会有“某些改观”,27%的人预期将来会变得更糟,36%的人认为情势会越来越糟。在1990年,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总书记的支持率从69%下降到12%,到1991年底,戈的支持率只有4%。“8·19”事件后,对苏共的支持率只有2·3%,大部分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下的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最无耻的政府”,对马列主义的支持率下降到2%[16]。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1986年 文献标识码 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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