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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改革后遗症:离婚率失业率上升 贫富差距扩大

2013年04月08日 23:4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约翰·格雷

自由市场的永久革命不寻求任何历史权威的指导,它已宣布前例无效,折断了记忆的丝线,埋没了过往的知识。这场革命将个人选择权置于所有共同价值之上,试图以此建立可变更的和临时的人际关系。试想,在一个选择权是唯一无可争辩的价值观,而且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社会文化中,协议离婚与交易二手车这两者还有什么区别?自由市场欲将所有的关系都变为商业关系,这一逻辑是遭到其理论家怒斥的。然而,这一切已在自由市场主导下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出来了。

“如果民主和资本主义在非自由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还能保持最佳运转状态,那么很清楚,现代性与传统性也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稳定共存。”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这样平和的评论。当然,根据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实现折中。在现代晚期,全球化开始反传统,而这一传统是其从现代早期一直继承下来的。当一个处于现代晚期的国家打着世界市场的招牌狐假虎威的时候,它会打破所继承的传统,让其随风而逝。没有哪个保守党的社会工程能够织补被新技术和不羁的市场扯碎的精密的传统之网。

或许可以预期,保守党控制的政府在当前时代能够为其下被强制现代化的社会领跑鼓劲,或许还能预期无能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不能解释为何自由市场主导下的社会会陷入困境。

个人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对文化传统的颠覆比任何政府都要成功,这一现象既是对市场能力的歌颂,也是对国家能力的批评。一些右翼思想家肯定了经济生活中政府的无能,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抱有如此大的希望成为社会工程师呢?更让人觉得不一致的是,新右派思想认为经济变化决定人类行为,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无视越来越自由的市场对婚姻、家庭和犯罪率产生的影响呢?

右派当前面临的困境是:文化保守主义已不能随意为其所用,从而不得不在牺牲文化传统以促进自由市场和像堂吉诃德那样举起文化精英主义大旗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无法找到一个比自由市场更加稳定的平衡点以栖身,他们犹豫地、不确定地而又不停地在对不久的过去莫名的悲观中和对不远的未来的盲目乐观之间徘徊。

现在的右派乐于幻想自身发出的是与过去光辉时代一样正确的声音。实际上,他们喧嚣的激进主义和颓废的怀旧之情已明白无误且不可解脱地将自身与当今时代的混乱捆绑在一起。

右派乌托邦主义的回潮是代价高昂的冒险之旅。在其治下的社会,人们最终只能期盼维持和平与稳定就好。维护传统家庭结构和打击恶劣犯罪行为的警察系统,对于重建被自由市场废弃的制度和社团秩序无能为力。右派在现代晚期的命运就是摧毁过去的残余,为恢复昔日的荣光作一些徒劳的尝试。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和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关于“未来由完美资本主义控制社会”的观点一直盛行不衰,在对未来的预见中很少能有比这一观点更具欺骗性的了。现代晚期的资本主义或许会依靠高科技囚禁人们,通过摄像头监控人们在工作场所和商业大街的行为,但是并不是把人们装进官僚主义的铁笼子或是以劳动分工的办法将人们永远地锁定在微小的社会方格中,而是将人们遗弃在碎片化的生活中,留给他们一大堆毫无意义的选择。

我们面对的这一地狱般的处境不是极权控制的噩梦。《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Psycho)一书将时尚的转瞬即逝与虚无主义的根深蒂固融合在一起,比卡夫卡(Kafka)的《城堡》(TheCastle)更真实地反映了现代晚期的时代景象。

自由市场是当今世界对传统生活最强有力的偿付者,它对新奇的事物预支保险,对过去的生活打折销售,将未来设定为当下无尽的轮回,由此制造了一个无道德的和无产者的社会。

自由市场经常由于追逐短期利润而受到抨击,但从其抛弃一度依赖的美德来看,自由市场是最鲁莽轻率的短期主义者。这些美德包括储蓄、公民自豪感、责任、家庭价值,如今这些都成了无利可图的过时之物。可以把这些美德比为装饰品和小古玩,它们时不时被右翼媒体擦掉灰尘供公众参观,但是对于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经济毫无用处。

20世纪末自由市场最经久不衰的偶像将不是玛格丽特·撒切尔,而很可能是麦当娜。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撒切尔 英国 经济 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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