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俄罗斯政府并未真正解决车臣问题 和平靠“维持”

2013年07月01日 10:12
来源:当代世界 作者:周良

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活动及警示

本文摘自《亚非纵横》2006年02期作者:赵龙庚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范围内伊斯兰运动的复兴,促使原苏联地区特别是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势力迅猛发展,并同时催生伊斯兰极端势力。苏联解体后,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一些觊覦国家政权和图谋实现民族独立的宗教极端势力,以“圣战”的名义向世俗政权发难和进行民族分裂活动,致使中亚各国的安全和俄联邦的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中亚和北高加索均属原苏联管辖的领土,这两个地区宗教极端势力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活动特点及危害性都有相似之处。该地区宗教极端势力之所以肆虐为患,除国际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因素外,最根本的还是原苏联当局和独立后的各国政权在宗教政策上的偏差所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警示性的认识。

一、应当高度重视宗教作为非传统安全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

传统认为,外来军事入侵是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最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由于民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发的纷争和冲突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安全和世界的安宁。2004年美国出版的《宗教与安全》一书认为,“宗教因素已成为21世纪影响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变量”。宗教之所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诱发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因素是由诸多原因构成的:1.苏联解体后苏共推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机制似乎已经失败,宗教能够为社会正义提供意识形态依据,宗教能够为内部包容和团结提供基础”。2.从社会根源看,人类社会在20世纪面临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复杂,而苏共推行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并未给一些人“带来希望或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宗教便作为一种“缺席的意识形态”登场亮相,填补真空,驱动人们去“寻求超自然的力量,为自己提供暂时的精神安全”。“宗教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为一支新的充满活力的强大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3.宗教“非机构化”趋势上升。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个体信徒和小团体倾向于“民主”宗教,“倡导独立思考,主张以个体信仰形式取代集体信仰形式”,在这一背景下,“催生的宗教极端分子认为,现在社会上存在严重的不公正和不公平现象是对神的冒犯,服从上帝或真主的人应当以神的名义行动起来”。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正越来越多地受到这些自称对上帝或真主负责的个体信徒的挑战”。他们或以“圣战”方式参加武装叛乱,或以个人“殉教”形式搞恐怖活动。4.美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亚地区,推行强权政治和“强化民主”的政策刺激了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反抗精神。以伊拉克战争为表现形式的美国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倾向从反面刺激了中亚地区伊斯兰极端势力,使它们坚信用暴力复仇行动可以达到政治目的。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特鲁布尼科夫曾说:伊战爆发后,“伊拉克的游击队员[①]很活跃”,他们“正在进行游击战”,“这为‘基地’、塔利班、车臣及其他恐怖集团分支的壮大提供了土壤”。美国舆论称,“自由和民主是对付恐怖主义的解毒药”,吉尔吉斯斯坦剧变生动地说明了“在中亚强化这一政策的必要性”,因为该地区面临“严重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美国的做法无疑会激化伊斯兰极端势力同美国的对抗,从而迫使他们采取更极端的举动,引发“过火的动荡”。5.中亚等一些国家实施的亲美政策诱发了宗教恐怖势力的暴力活动。例如,“9·11”事件后,中亚一些国家为美国反恐战争提供了机场、基地,直接支援在阿富汗的美军作战,并为美驻军中亚创造条件,这无疑对宗教极端等恐怖势力造成极大压力。2004年乌伊运等恐怖分子对乌国进行的两次袭击事件与该国当时推行的亲美政策有密切关系。2005年11月9日,在约旦首都安曼爆发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活动也属同类情况。

二、执行正确的宗教政策是防止滋生和壮大宗教极端势力的根本措施

“人类有着与生俱来的宗教意识,这是一种自发的精神追求”;因此“宗教具有社会稳定剂作用,因为它为人类实现自我完善提供了机会”;如果国家“强制推行无神论、某种宗教或世俗主义,其安全和稳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威胁”。过去,苏共在宗教政策上推行的禁锢和自由化政策为日后宗教极端势力的崛起埋下了隐患。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联政府在包括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在内的穆斯林居民区关闭了许多清真寺和其他宗教设施,迫害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限制穆斯林的正常活动。由于苏维埃政府对信仰伊斯兰教居民采取过多行政手段限制以及在中亚一些地区强制种棉花等政策,20年代,乌兹别克斯坦上层民族和宗教极端势力曾发起和参与当时在中亚地区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中心、大规模爆发的“巴斯马奇运动”[②],并开展了数年之久的游击活动,号召教徒为推翻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要求脱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政府被迫动用武力,花费了十多年时间才彻底消灭这股匪徒。另外,由于苏共长期实行宗教禁锢政策,青年信仰宗教的越来越少。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信仰“真空”,伊斯兰教便充当填补这一“真空”的角色,特别是青年人大量加入伊斯兰教行列,使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迅速发展。塔吉克斯坦“伊斯兰解放党”得以挑起5年内战与此有直接的关系。2005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伊斯兰暴乱,与乌当局长期推行对伊斯兰教采取严厉限制甚至镇压伊斯兰普通神职人员的政策也有直接的关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等新思维使宗教政策滑向另一极端,导致宗教走上自由化道路,使宗教极端势力日益蔓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车臣的伊斯兰教活动提供了宽松条件,原来被禁锢的宗教设施大量恢复和兴建,车臣的许多高级官员也到清真寺参加集体祷告。车臣伊斯兰势力的发展逐步成为杜达耶夫为首的极端势力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意识形态工具,致使他们能迅速动员广大青年参加国民卫队,为“消灭和驱赶异教徒而进行圣战”,有的伊斯兰极端信徒还以“殉教”思想,以“人弹”的形式搞恐怖活动。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政策的诱发下,苏联时期一度成立了众多宗教政党。苏联解体后,这些宗教政党基本上成了各国的反对党。它们在西方的资助和煽动下,在独联体“颜色革命”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责任编辑:蔡信] 标签:普京 俄罗斯 车臣 宗教问题 独立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