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博览群书》杂志2008年第11期 作者:哈米

杀人不眨眼的贝利亚有可能被证明是位深明大义、具有全球性思考、甚至是人道主义的社会改革家！于是我深陷历史的迷雾中。

《波兰十月风暴》这本书中，用万余字详细介绍了卡廷惨案的始末，对究竟谁是这场惨案的元凶，是这样写的:苏联秘密屠杀波兰军官的“密档第一卷的第一份文件，是斯大林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第二份文件是19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紧接着判断性地指出:“两份文件构成一个整体，报告是决定的依据，是卡廷惨案的原罪之始。”(242页)

也就是说:秘密屠杀21857(通常说是20857——引者注)名波兰军官的元凶是拉夫连季·贝利亚。

这本书的作者是1958年就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任职、1990年代升任大使的刘彦顺先生，今年4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可称双重的权威，应该是可信的。

但对给贝利亚下的这个结论，我有些疑惑。我一直关心着卡廷惨案。不久前我也曾在小稿《卡廷:一个永恒的历史伤痛》(《书屋》2008年第5期)中谈及此事，认为贝利亚不仅不是元凶，而且是屠杀的反对者。

过去，我一直对贝利亚没有好感。书本的描述和电影的直观都给我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个屠杀苏联千千万万“异斯大林者”的凶残刽子手和漂亮妇女的摧残者。坦吉尔·阿布拉泽1987年导演的有些荒诞色彩的电影《忏悔》(获戛纳电影节评委特别奖)中，那个阴险毒辣的官僚阿拉维泽，据说就是根据贝利亚的形象塑造的。他死后，受害者家属一次又一次地把他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竖在他自家门口以示复仇。另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1991年由意大利、美国、俄国合拍，安德列·冈察洛夫斯基导演的《圈内》里，深更半夜急促的敲门声使男主人公(一个电影放映员)胆战心惊，以为秘密警察把他当成“人民的敌人”来抓他了。出乎意料的是，内务部经严密审查看中了他的“忠诚”，叫他去克里姆林宫，专门为敬爱的斯大林同志和贝利亚等苏联高官放映电影。正当他因进入圈内如此接近最高领导层而得意忘形之际，他深爱着的漂亮妻子被贝利亚强奸了。绝望之余，他只好告别“敬爱的斯大林同志”而悬梁自尽。

这样，每次看到那个“闪光的玻璃眼镜后面还有一双眼睛”的形象，不寒而栗的感觉就会“嗖”地一下掠过心头。

可是，贝利亚儿子谢尔戈·贝利亚写的《我的父亲贝利亚》(王志华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6月版)一书让我震惊了:一切似乎不是世人原来所认为的那样！

儿子总不会挖老爸的烂疮疤的。可小贝利亚说老贝利亚的那些好话，都举出了有力的旁证或作出合乎逻辑的推论，让人难以否定。

还是从卡廷惨案说起——

《波兰十月风暴》没说错，一直宣称有那两个文件:先是贝利亚的报告，继之是斯大林的批示。但小贝利亚认定这一切均是捏造。他说:参与掩盖卡廷秘密的不仅仅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而且还有苏共中央的全部总书记，包括最后一位。当在波兰方面不断交涉而无法再抵赖的情况下被迫承认，于是把罪责全部甩在了贝利亚头上。事实是，贝利亚是屠杀波兰军官的唯一反对者，他从没有在屠杀波兰人的报告上签过字。当时对波兰军官实行枪决投票赞成的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等整个党的上层。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特别坚持要这样做。贝利亚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中公开站出来反对这丑行的唯一的人。在政治局会议上贝利亚这样解释自己的立场:“战争已不可避免。波兰军官是同希特勒进行斗争的潜在盟友。无论如何，我们要进入波兰，而波兰军队在未来战争中应该站在我们一边。”贝利亚因固执己见险些丢了乌纱帽。日丹诺夫甚至公开说自己可以替代贝利亚的工作。即使这样，也未能迫使贝利亚在波兰军官的死亡判决书上签字。当然。一个人的异议是改变不了整个领导层的决策的。贝利亚受命在一星期内把被俘的波兰军官交给红军部队，而血腥屠杀任务交给了国防人民委员部执行。贝利亚曾把他不同意枪毙波兰军官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上交。这份材料应该保存在“卡廷案件”秘密卷宗里的。

苏联解体后，波兰、德国、俄罗斯三国联合制作过一部不错的专题片《卡廷案件》，可还是沿用苏联的原有说法:“对20857名没有犯罪的人执行枪决的命令是拉夫连季·贝利亚向斯大林提议的。”还出现这样的字幕:“……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有必要对他们处以极刑:枪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务部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让观众误以为这是引自某个文件中的话，而实际上是伪造的。小贝利亚写道:“这种谎言是普通的肉眼也能看得出来:众所周知，1946年之前，苏联根本就不设政府的部，内务人民委员是无法在什么地方签字的。”

不仅对卡廷案件，对德国问题上，贝利亚的观点和主张也是和斯大林等高层相悖的。1953年，苏联红军镇压了民主德国的一次人民起义(1956年又在匈牙利重演了一次)。在民主德国起义之前。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贝利亚就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德国问题是欧洲的关键，主张德国应该统一起来，不应当强迫德国人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对苏联来说最重要的是，德国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作为苏联可靠的盟友。这样就可以倚赖其经济实力并在二十五年或更多的时间内利用这张王牌。如果旨在分裂德国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德国，就不可避免会使西德投人美英的怀抱。贝利亚希望看到一个自由的德国成为反法西斯集团同盟国之间的平衡器。为此，贝利亚劝说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应当由苏联主动提出统一的中立国的德国的建议。

贝利亚还取笑那些分裂德国的主张:“你看，他们提出了多么愚蠢的建议！试将梁赞州和斯摩棱克州(同属苏联的州——引者注)分开而让这些人互相打仗。要知道这是违反自然的事。”

贝利亚居然说服了斯大林，苏联曾正式采取了将占领区联合起来的一系列步骤——这些文件应该还保存在密档里。苏方向英、法、美司令部建议在德国实行大选。贝利亚是德国合并的倡议者之一。但是受到了已经尝到了权力之甜头的德国共产党上层和苏联内部的反对。没料到居然美、英、法也反对大选，因为他们担心大选后将会出现一个虽无社会主义之名而实际上的苏联盟国。此时，贝利亚还在据理力争，说不联合德国将导致悲剧。事实上当时已有数万名公民逃到了西德，而民主德国居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最终爆发了起义。

那么，凭什么相信小贝利亚说的这一切都是事实？请读一下书中提供的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年)会议速记记录(那是声讨贝利亚罪行的会议):

莫洛托夫……在部长会议主席团讨论德国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贝利亚站在与我党完全不同的立场上。他当时说，不需要在东德建设社会主义，只要将西德和东德合并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就行了……资本主义的德国可以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或者对苏联保持中立的国家，这不仅仅是幻想，而且意味着实际转向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立场……我们感到贝利亚是资产阶级阵营的人，是苏联的敌人。

马林科夫:应当说，贝利亚在讨论德国问题时的建议不是调整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而是在民主德国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并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主席团得出结论，不能和这个冒险家善罢甘休，决定逮捕党和人民的敌人贝利亚。(异口同声:对！雷鸣般的掌声)

这种对贝利亚声色俱厉的批判，不正好从反面证实了贝利亚的正确！

往后。还有许多被严厉批判了的贝利亚的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举措。例如。对南斯拉夫问题:阿巴库莫夫领导国家安全部时期，曾经向斯大林呈递一份情报说，南斯拉夫已脱离苏联轨道走上了另一条路。其实无论铁托还是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都没有对苏联隐瞒什么东西，只是不想让别人干涉他们的事务，但他们并没有打算跟苏共决裂。对此，贝利亚认为，各国应该建立何种制度应根据本国条件而定，不可盲目照搬别人经验。比如，南斯拉夫不能推行集体农庄制度，因为将数量众多的小农经济联合起来是不可能的。贝利亚说:“不能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他们，就让他们建设他们认为自己需要的社会。主要的是南斯拉夫和我们在一条船上。因此，不应该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我方的生硬态度必然会激怒他们。”斯大林曾一度同意过他的观点。后来，苏南关系破裂，贝利亚又坚决反对上层要像刺杀托洛茨基那样除掉铁托的授命。

贝利亚被赫鲁晓夫处死以后，后者试图恢复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于是想让铁托相信，横在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的石头是贝利亚。铁托笑着接过话茬:“如果您觉得用这种方式向自己的党交待此事比较方便，那您认为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但我很清楚，事情并非如此……”(赫鲁晓夫多年之后又先后矛盾地说:还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贝利亚就赞成恢复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同样，贝利亚也曾强烈谴责匈牙利共产党对经济事务的干涉。小贝利亚写道:“共产党在这样做的时候什么都不负责任，包括苏联共产党也是如此。我父亲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这个观点在那次全会上也被完全歪曲了。)

网上有篇关于贝利亚的文章说，贝利亚在斯大林生前是“大清洗”的主要执行者，双手沾满了几百万无辜人民的鲜血。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又强调要保护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释放120万囚犯；对40万人的案件停止侦查；提出为“医生谋杀案”平反；还下令禁止对犯人体罚和使用暴力；公开批评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推行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等等。这一切都“并非出于真心，而是为了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争夺权力，收买人心的需要”云云。

其实，如前所述，贝利亚的好些言行是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坚持的。至于“大清洗”与他无关。1936年到1938年那是叶若夫的“市面”。贝利亚是1938年“大清洗”结束后才任内务人民委员的。他接替叶若夫后的1938年10月17日，就竭力请求上层出台了一个谴责已实行了多时的不法侦讯方法的决议。小贝利亚写道:“像我父亲，就千方百计阻止制造违法乱纪行为。就算不是全部，但总有一部分是做到的。”“我父亲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镇压政策。遗憾的是我不知道准确数字，但当时有数十万人从集中营被释放出来。”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写的一段话可作为旁证:“对贝利亚的任命显示……这个人应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去纠正叶若夫的胡作非为。应该记得，在1938年底和战争开始前这段时间中释放的人都是在贝利亚任职期内获释的。人数很多，我不知道在其他领域里所占的比例有多大，但《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一书载明，正是这几年释放超过1／4的在叶若夫时期被捕的军人。因此有传闻说，贝利亚恢复了公正，力图纠正叶若夫作的孽，这些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小贝利亚说，1939年和1940年逮捕仍在进行，但这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倡议的，而是根据中央组织部的要求、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和政治局的决定。比如，1940年8月1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的关于处罚劳动纪律破坏者的命令，就不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或其副手们签署炮制的，也不是产生于惩罚部门内部的文件，而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甚至它也是间接的。一切均由党的上层决定。这是公开的秘密。但有一些事，新上任的人民委员也办成了。一个特殊的例子是:贝利亚故意延缓死刑的执行。如已被宣判死刑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最后没有被枪毙；而另一个叫万尼科夫的，判决后一直在牢房等待处决。有一天斯大林想起了万尼科夫，说，真可惜，这种现在急需派用场的人没有了。贝利亚就趁机对斯大林说:“如果事情起突然变化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万尼科夫获释当上了人民委员，后来三度评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我的父亲贝利亚》中译本校订者、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徐葵还从另外两位俄国学者津科维奇和姆列钦的有关著作对照这本书，归纳出贝利亚做过的一系列好事，诸如:在斯大林死后第一个提出要反对个人迷信；平反冤假错案；主张实行党政分开，工农业等经济问题应让政府去管，党不要多加干涉；认为波罗的海三国、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有自己的农业传统和特点，不可搞集体农庄；主张在苏联的民族关系上扩大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主张修好与南斯拉夫关系；主张两德统一(前文已重点提及)等等。

贝利亚在五十五年前就“盖棺论定”了。但世事变幻命运无常，解密档案释放出的幽灵，穿过尘埃厚积的时空，无声而固执地向世人质疑着历史给予他的鉴定的真实性。如果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些都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可千万不要像互联网上盛传一时的“秦桧政治遗嘱”那样的谬误)，那么，是否该给蒙罪的逝者一个公道？这成了生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责任是无比沉重的。我们常说，让历史和时间来裁判吧。听起来很悦耳，实质上不无推诿责任的味道。为什么我们这一代就不尝试着努力去完成呢！(顺便提一下，读今年出版的《波兰十月风暴》很有些遗憾: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该书作者不可能未曾看到早于他七年就出版了的《我的父亲贝利亚》。对小贝利亚费尽力气诉说的这一切，是质疑，是反对，还是赞同，如果能够表个态，给我们这些门外汉作个指点该多好！可惜来了个闷声不响)

小贝利亚的这句话我想还不属于空中楼阁——他在书的末尾写道:“历史是可以重写的，这样的事例已有过不止一次……”

附记 谢尔戈·贝利亚的《我的父亲贝利亚》中，详细地重述了赫鲁晓夫如何以伪称召贝利亚来开会，加以逮捕、审判然后处决的官方说法，然后说出自己以为的真相:是在未经任何侦查及审判的情况下，由特别行动小组闯入他家里直接枪杀的。

2008年9月9日《环球时报》“史海回眸”版张克俊《贝利亚死因之谜》一文报道说:不久前出版的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披露的事实证明小贝利亚所述无误:“谢尔戈·贝利亚上述说法居然还有旁证:一个保持沉默半个多世纪、名叫杰韦宁的人声称，当年他曾亲自参加拘捕贝利亚，并证实贝利亚确实是在其官邸被当场击毙的。此人最近以‘官邸行动’为题在俄媒体撰文说，铲除贝利亚实际上是早有预谋、周密计划的绝密行动。为实施这一行动，苏联当局事先秘密组建了一个由18人组成的特种分队，其直接领导是时任内务部副部长克鲁格洛夫。杰韦宁一口咬定，他曾是特种分队队员。”接着，该文还转述了杰韦宁执行该项谋杀任务的详细描述。

我把这段话引在这里的目的是，从旁可以证明，小贝利亚所说的许多事情基本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