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这个城市我去过不止一次，给我的印象首先是整洁，其次是有一点严肃，甚至有一点冷漠。最近一次去时，又经常听到“柏林已经衰落”的说法，这倒也和我的上述印象不难吻合。不过每次想到前些年我买的《柏林色情艺术博物馆藏品集》（The Erotic Museum in Berlin），其中有一章的标题居然是“Sodom Berlin”，而且书中收集了大量反映柏林同性恋的色情艺术作品，就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

柏林色情艺术博物馆历史并不悠久，作为馆藏基础的藏品，主要是从德国几个著名的色情艺术私人收藏家那里收购来的，那本藏品集十章中至少有三章都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柏林那些思想前卫情欲放荡的同性恋风情有关。可以看到当时一批相当有影响的艺术家，在绘画和工艺品中大胆表现了这种风情。这方面的作品构成了柏林色情艺术博物馆馆藏的重要部分。该馆属私人所有，馆主是一位老太太；这本书的编者则执教于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讲授色情艺术的文化史，同时也是色情艺术品的热心收藏者。会不会他们性有偏嗜，所以只关心柏林的这“一个指头”呢？

直到我读了这本《欧洲同性恋史——柏林、巴黎、伦敦，1919-1939》，才将上面提到的“格格不入”问题解决了——原来柏林当年，真的曾经是一座“索多玛”呢。

古老的罪恶

索多玛（Sodom）城名来自《圣经·旧约》，这座城市位于死海东南，现今已沉没在水底。《旧约》上说索多玛是一座耽溺男色的淫乱之城，在现今的英文中，由Sodom一词派生的词汇Sodomy被用来指男性之间的肛交，通常直译为“鸡奸”。

在古代的日耳曼法律中，对“鸡奸”的惩罚包括活埋、阉割、绞刑、火刑等等。后来这些野蛮的处决当然逐渐被废弃，1794年的普鲁士刑法中对此的处罚是苦役并加上笞刑，最终在1872年的国家刑法中形成著名的“第175条”:“所犯的性反常行为，不论是男性之间和人兽之间均可判监禁，同样将宣布免去公民权利。”德国的同性恋运动，为要求废除“第175条”前赴后继奋斗了一个多世纪。

在英国，1533年的亨利八世法典对于男女之间、男性之间以及男性和动物之间的肛交这种“卑劣恶行”的惩处是死刑。这些对肛交的严刑峻法都来源于基督教的传统，后来则演变成对刑事犯罪的处罚。十九世纪后期的《刑法修正案》更扩大了制裁的范围，“所有公开和私下违犯和参与违犯的男性、提供方便和试图提供方便给一个男性对另一个男性进行猥亵行为的”，都在惩处之例，“可处两年以内监禁，还可以处苦役”，王尔德（Oscar Wilde）就是该法令最著名的受害人。英国还是欧洲唯一对男性之间手淫治罪的国家。

不过，对女性同性恋，英国的法律倒是一向网开一面。

在法国，又是另一番风景。虽然以前也有对鸡奸的火刑惩处，但从1791年的革命和1810年刑法颁行之后，法国法律就不再对同性恋进行制裁了。所以巴黎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取代柏林成为同性恋的世界之都。女同性恋者尤其喜爱巴黎，视之为她们的国际都会。在解释法国为何对同性恋如此宽容时，人们会提到法国《民法》的主要制定者康巴塞雷斯（Cambaceres）本人就是一个同性恋者。

柏林:同性恋的世界之都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被视为同性恋解放的时代。在德国虽然有令同性恋者恨之入骨的“第175条”，但是“柏林警方是随和的，尤其是同性恋的表达得到宽容。同时，除非举报，成人间自愿的行为不太可能诉诸法律”。而柏林左翼政党社团支持同性恋的运动，则开展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

早在1897年5月14日，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保卫同性恋者权利的组织，“人道主义科学委员会”（WhK）就在柏林创建，发起人是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这被视为同性恋运动史上的奠基性质的事件。该组织的最低纲领就是要求废除“第175条”，为此希尔施费尔德发起签名请愿。起先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六百人中，就有许多在今天仍然如雷贯耳的大人物，比如艺术家托马斯·曼，作家史蒂芬·茨威格，政治家考茨基、伯恩斯坦，社会学家奥本海默，性学家克拉夫特-埃宾，科学家爱因斯坦等等，国外的名流包括左拉、列夫·托尔斯泰等。到1914年，请愿书上的签名达到四千七百五十人，其中包括三千名医生和七百五十名大学教授。

1919年，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建立“性科学学院”，包括一个图书馆和一个博物馆。学院旨在汇集关于同性恋的所有各种资料以供研究，同时此处也是寻求帮助的同性恋者的接待中心。希尔施费尔德在成立仪式上的演讲中，称这是“德国和世界上第一个和唯一的这类机构”。“性科学学院”很快名扬国外，包括安德烈·纪德在内的名流接踵来访络绎不绝。

“性科学学院”最重要的出版物是《中间性别年鉴》，1899到1923年间定期出版，1926年起改由《WhK通报》代替其角色，一直出版到1933年。希尔施费尔德本人四出旅行，在国内外到处演讲以扩大影响。在政治上，希尔施费尔德的运动属于左翼，他说“我们的学会可以确切地称作革命的孩子”。

希尔施费尔德作为同性恋运动的先驱和象征，知名度当然最大。但当时柏林还有别的类似运动，比如走精英路线的“唯一者联盟”（1903年创立）和走大众路线的“人权联盟”（1922年创立），也很有影响。“人权联盟”成为德国同性恋群众最大的组织，1929年有四万八千名会员，包括一千五百位女性，其支部遍布全国，甚至有了瑞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纽约、巴西等海外支部，联盟的刊物《岛》发行到十五万份。

与这些运动相对应的，是遍布柏林的各种同性恋咖啡馆和俱乐部，有些咖啡馆和俱乐部还在每周不同的日子对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分别开放。在某些外国人的夸张描述中，这个德国首都简直就已经被掌握在同性恋者手中了，而大量男妓的存在更吸引了许多国外同性恋者慕名而来，“柏林有欧洲最开放城市的名声，成为同性恋者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