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书生就书生吧，不会打仗，不懂军事，只能在纸上作作门面功夫，有些书卷气倒也正常，不过孙阁老、袁县令二位在《明史》中可是充的“光辉形象”，俗称大能，所以这文、武两样，虽说不能双全，但较之王同学总也不能全废吧？若真的全废了，那王同学客串那片绿叶也真的太难混了，但可惜的是就有那么不幸，他们二位跟王同学一比，攒的墨水也都不够多，尤其是袁县令，差得还很远。

阎会长研究袁崇焕很花功夫，他曾和俞三乐老先生一起出了一本《袁崇焕资料集录》，其中收集了几乎所有有关袁崇焕的资料，从明清的一直到近现代的都有收录，莫乃群的序中评价说:“广求博采，兼收备载，取材丰富，是为前所未有”。其内容虽说丰富是够丰富的，可就是袁崇焕本人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一些诗几首、奏议几疏、议和信几封等等零散的碎片，没有一本成书的著作，而对于后世史学研究来讲，那些碎片除了有助于研究他本人以外，就基本没有什么价值了。

先前，我等草根曾经以为袁崇焕果真打死了努尔哈赤，因而爱新觉罗一家对他是恨之入骨，以至于文字狱期间就把他的书稿全给毁禁了，所以现在才是一片空白。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乾隆还八方打听老袁有没有后人来着，连儿孙都想抱养，根本看不出是祖上有仇，反而像是再生父母、救命恩人一般。

再往后由于老袁名头太大，都想沾光，以至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上显示祖籍在“沈阳地方”的汉军正白旗的袁氏包衣中也有人号称是他的后人（可老袁祖籍广东），还居然写进了《清史稿》[12]，说是老袁的遗孤流落到了关外，说得是绘声绘色、有模有样的，不过老袁的妻妾都崇祯被发配二千里外[13]，而且是向南方走的，再怎么发配也不会发配到后金的地盘上去，所以照此来推测，即便有所谓流落关外的，估计也是没有名份的（俗称二奶）。这事情是否属实我们暂且不论，不过依照这样的行情，估计老袁若真有什么书稿也应该不会在禁毁之列，而现在之所以一本都没有，那确实是因为老袁不是那块材料。

孙老师呢当然就不同了，虽然他老人家“武不能定国（招致惨败），文不能安邦（挖空财政）”，但作为“书生”还尚能著书立说，比袁同学一片空白要强出许多。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毕竟人家孙老师是教书先生，书生韵味还是很足的，也好编个书稿。

比如，自己的奏疏凑一本，守辽的事迹也算一本，自己的随笔、诗稿也合一本，其他的活儿也揽，如高阳县的县志也算一本（孙大人祖籍高阳），这个套路几乎是个惯例，但凡感觉自己有些书卷气的人通常都是如此，也没太多新意，该系列分别对应的是孙大人《督师奏议》、《督师全书》、《高阳集》、《高阳县志》等相传而有之的著作。另外，孙大人似乎官瘾不小，对为官之道颇有兴致，相传还有《古今中官志》这样的著作。

而孙老师最为有名的书稿要算《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了，这是一本记录车营战法、阵法以及练兵方略的书籍，所以对后世具有些研究价值，只不过对于当时，貌似少了些实用价值，因为孙老师在辽东混迹那么些年，战绩实在乏善可陈，就连以“光辉形象”载入史册（明史）的部分，也只有败仗的记载，而没有胜仗的记录（想吹嘘一把都难）。

若将孙、袁二位大能攒的这些墨水跟那位因被视作“废柴”而声名狼藉的王同学一比，就确实显得寒碜了点儿。王同学出生于河南浚县，据浚县的资料介绍，他跟孔子那位高足——子贡是同乡，其一生著作甚丰，有《越镌》、《历代山陵考》、《海防纂要》、《总部疏稿》、《经略抚齐中枢疏》、《龙沙学录》6卷、《通漕类编》9卷、《岱史》、《辽记附述》、《辽评纪要》、《评辽续记》、《兰江集》、《宝善堂集》、《西坡漫稿》、《西湖小草》等[14]，涉猎极为广泛。

其中，《越镌》、《海防纂要》、《通漕类编》三本被后世广泛用于研究明代航海、贸易、海关、海防、军械、战阵、经济、地理、航运、船舶、漕运、河渠等方面，这三本书之所以研究价值高，都是因为王同学善于将自己官任上接触到的案例、资料、体制等系统的编纂成书。

《越镌》中详细记载的大量通商案例很是宝贵。

《海防纂要》里除海防理论外，还有戚继光战车中轻车的详细资料，福船、广船的制造方法及其优劣详解[15]，显示钓鱼岛、黄麻屿、黄尾屿、赤尾屿在明朝就属于中国的版图海航路线图（针路[16]），以及在当时来说还比较新潮的观念——世界。

《通漕类编》则是有关明代漕运、河渠、海运、海道等方面的详细记载。

而王同学最为出彩的著作当属《三朝辽事实录》，此书对后世研究明清鼎革期间的辽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关于明清鼎革的史书文献可谓繁多，《三朝辽事实录》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是因为成书的体例。

在明末清初，修史书的文人很多，有壮志未酬的、有心怀鬼胎的、有文过饰非的、有专供御用的、有指点江山的、有道听途说的、有一泄私愤的，也有扰乱视听的，还有专门跑来凑热闹的（比如朝鲜），反正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些所谓史书一般都没有学术规范，讲求的是要主观不要客观，要的是说辞而不要依据，只要能自圆其说，只要写得高兴，就怎么写都行。

如此的滥竽充数之下，相互抄录也大行其道，一个事情，你抄我的，他再抄你的，别人再抄他的，最后不论是否属实，在大家众口一词之下，不仅可以互为奥援，而且大家都还避免了“孤证不立”的尴尬，往后时间一长，若再有后人来修史，一看各种“史料”都众口一词，那即便是假的也能成事实，如此修史还不如不修。

以上这些史书的行文体例都很不规范，大多是作者直接以叙述的形式讲故事，这样很容易夹杂私货，有时讲着讲着，讲不通了就干脆编一通理由，对不对无所谓，只要能把事情说圆就好，也并不讲求引证、实证这些规范。所以，这些所谓史书文献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充其量也就能反映一下当时的舆论走向（跟小报差不多），对于探求历史真相非但没有帮助，反而还有扰乱视听的效果。

当后世研究者在面对这一堆所谓“史料文献”的时候（其实是小报），如果是想弄清楚历史真相，那只有头大、头晕的份儿，因为每一本史书的内容都能算是一路诸侯、有此一说，对于这些说辞很难进行取舍，凭什么信这本就不信那本呢？不过，也有人乐于接受这样的状况，原因很简单，既然谁说了都不一定准，那只要巧妙运用其中某些史料，“旁征博引”一番，历史就将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但凡看到有人搜罗一大堆“史书”来标榜自己的说辞是所谓“真史”，大家就要小心对待，谨慎从事了，因为此人或许别有用心。

不过，史实就是史实，真相就是真相，它们并不会消亡于众多各执一词的小报之中，更不会任人涂抹篡改，真正能留存事实、去伪存真的文献，现世之中虽然不多，但却不是没有，这些文献就是各个历史事件里，那些当事人的奏章、疏议、上谕、往来信件等原始文本，俗称第一手资料。

这些第一手资料可以将某个历史场景之中，当事人的意愿、判断等主观信息，以及事件本身的细节，准确无误的反映出来，这显然对于探求历史真相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作为第一手资料，原始文本的公信力之强，放在今天甚至可以作为法庭的呈堂证供，而那些二手史料最多能算是舆论报道，开一卡车来也抵不上一句呈堂证供（货真价实的一句顶一万句）。

而王同学的《三朝辽事实录》就堪称是一本“第一手资料合集”，此书的体例相当独特，全书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王同学广泛收集的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辽东战事的奏章、疏议，他将这些第一手资料原文照抄下来之后再按照日期归档，这个部分是全书的主干；第二个部分是王同学以按语的形式在部分奏章后批注的一些评论，主要是谈谈这些奏章内容有没有夸大其词，后来事情是办成了还是砸锅了，原因究竟是什么，以及写奏章的人有没有口是心非、自食其言之类的。

就史料价值而言《三朝辽事实录》中收集的奏章、疏议自然是不言而喻了，这些第一手资料跟之前那些滥竽充数的文献有着本质的区别[17]，所以此书成为了研究明末辽事的重要文献之一，就连《明史》也频频使用王同学书中抄录的原始文本，只是使用方式比较独特——歪曲篡改、添油加醋、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等等应有尽有，这些在前面已经有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要认识一个真实的王在晋就别看《明史》，因为对于王同学《明史》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真实的王同学到底什么样，反正在《明史》里他就必须是废柴一个，可以没有理由，也不需要逻辑，结果如此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