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乱的反思 义和拳到底是什么?
2009年05月11日 10:08凤凰网历史专稿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就这点而言,清廷何尝不是洞若观火。反拳主和的大臣袁昶和许景澄曾在奏折中曾说:“若谓际兹国家多事,时局维艰,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也曾质疑:“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

在这些士大夫眼中,拳民们愿为朝廷“效力驰驱”,那是允许的;但要高于朝廷去扶持国家的危厄,那绝对是不行的,此所谓“能扶之,即能倾之”,后果可想而知。因此,清廷对义和拳始终是抱有戒心,正如其在后来罪己诏中说的“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所幸的是,义和拳也没有对这个口号认真,即使他们领着慈禧太后的赏银、吃着朝廷皇粮的时候,他们也公然对端王载漪说:“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丝毫没有把这些王公大臣们放在眼里。由此看来,义和拳的“扶清灭洋”只是一个策略,还是要“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并最终向“扫清灭洋”发展的。

义和拳不爱大清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它是否“反帝爱国”,这个问题既敏感,又颇成问题。众所周知,“反帝”是冷战语境下的名词,义和拳是否“反帝”尚不好妄下定论,但盲目排外是各方没有异议。拳民最开始仇恨的是洋教洋人和教民,到后期发展成仇视一切洋物,见洋物则怒不可遏,毁物杀人,就连吸纸烟、戴眼镜、拿洋伞、穿洋袜的人也可能由此肇祸。譬如《拳事杂记》中,便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不可否认的是,义和拳的排外主义具有明显的情绪发泄性质,其起源于暴力,但最终又屈服于暴力。在遭到热兵器的致命打击后,各处拳坛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迅速拔旗拆棚,踪迹全无,非北京籍的义和拳连夜逃遁,北京籍的义和拳则改装易服,一日一夜之间,所有的拳民们都不见了。令人震惊的是,极端的排外转向极端的媚外,昔日的持刀者变为城破后的执旗者,中间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过渡。更有奇者,原敬奉“洪钧老祖”的拳民后来转化为热心的天主教徒也为数不少,“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

义和拳的排外主义不是一个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一个群体行动的结果。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的智力远低于个体的智力,“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他们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迟疑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群体的人多势众能让个体摆脱卑微无能的感觉,并随之产生一种残忍、短暂而又巨大的力量。义和拳“反洋”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在他们眼里,洋人是大毛子,教民是二毛子,其他和洋人有关系者,均冠之以三毛子、四毛子,依此类推,凡属毛子者,杀无赦;另外,铁路、轮船、电线杆等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均在毁弃之列。此种举动,非但毁坏公私财产无数,更是一种无视法律和基本人性的凶蛮表现。在庚子年的劫难中,中国教民的死亡人数远在洋人之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无辜受害者。更有甚者,拳民妄指他人为教民,由此枉杀和者更是不可胜数。

如要理解百年前此等至为乖谬血腥之事,务必从义和拳的“神鬼”观念入手。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洋人的长相、行为举止都古怪非常,他们就像马戏团里的小丑或者各种各样的木偶,是些可以用来吓唬小孩的鬼怪。在拳民的眼中,洋人和中国人不是同类,他们得罪了上天,是制造旱灾的罪魁祸首,唯有扫除洋人,上苍才会降下甘霖。对于中国的教民,尽管拳民们也意识到他们是自己的同类,因而教民背教便可留下性命,如果违抗不遵,便是异类,杀之无罪。义和拳的“降神附体”仪式更是加强了这种“神鬼”观念,大学士徐桐就说过,“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由此,在群体性的狂暴力量下,拳民们屠戮传教士和教民们非但没有负罪感,反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正义感。

在洋人的眼中,拳民的“神鬼”观念纯粹是一种愚昧和文明的对抗。这种观念上的不对称,只是庚子年那场混乱的表现之一。事实上,义和拳事件至始至终都是一场非对称的冲突,其参与的三方(义和拳、清廷和洋人)不仅在观念上不对称,而且在目标、作战能力、信息等诸多方面都是不对称的。从目标上来看,拳民试图将所有洋人及其影响从中国的土地上清除出去,外国联军认为他们是在解救在华的外国人,而清廷则认为列强是在干涉内政和侵略。三方在作战能力上的不对称更为明显,义和拳的法术不可能和洋人的热兵器对抗,清廷的落后军队也抵挡不住列强的现代军队,拳民的“神”在洋兵的现代武器面前显然只有想象的价值。这种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完全可以称为是“毫无悬念的战争”。

更有甚者,义和拳、清廷和列强军队的三者关系也是不对称的,他们甚至陷入了各自为战、各自为敌的混乱局面。对他们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两面受困,腹背受敌。义和拳和清军虽有合作,但十分有限,彼此的不信任似乎更占据主流。由于义和拳基本没有获得现代武器的渠道,其在与外国军队和清军的对抗中显然是处于一种绝对的劣势,在热兵器时代和列强的环伺下,义和拳只能发展成民众骚乱而不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毕竟,法术与武器、想象中的作战与现实中的战斗是完全不一样的,最终的结果是“神鬼”之战变成人对“神”的杀戮,这也是现实对虚妄的一个毁灭性报复。当然,今天我们批评义和拳的时候,也看到他们的局限并体谅其无奈,毕竟,时代留给拳民们的选择余地实在太有限了。

当时曾人评论说,庚子事变乃“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大祸遂作”。如果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的话,问题就更加清楚: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拳事件其实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和无能,这促使戊戌变法采取“学西方、求变革”的举措,而二年之后的义和拳事件不过是戊戌政变后顽固势力“反西方、反变革”的历史反动而已。在清廷当权者的昏聩与私心下(如刚毅等人的仇洋和“大阿哥党”的立储利益),加之外国势力的不当干涉,义和拳很快被卷入了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斗争,由此也迅速被催生成一种更为可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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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满楼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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