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民们得知官府的态度后，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卫。宋门镇附近的朱家河教堂随后便购买了枪支并组建五十人左右的青年队，开始进行操练。朱家河村位于景州西侧大约十公里处，分为东西两个村子，其中东朱家河村很早就有人信教（大约有两百年的历史），此时村中的百来户人家大多信教，因此朱家河教堂也成为这个地区的第一堂口，并设有男女学校和育婴院。当然，因为习俗和文化上的冲突，这里受到了临近村庄的敌视。宋门镇周围的义和拳因为上次失手的事情丢了面子，决不愿善罢甘休，但当他们挑起事端的时候，反被教民用现代枪械打垮。在死伤了一些人后，这些人宣称宋门镇是“不洁”之地，随后便从这里消失了。

说到朱家河教堂，这里有必要提前说一下其在1900年夏天发生的事情。这个事件或者说惨案在欧洲广为人知，其几乎与北京的西什库教堂被围攻一样出名，但在国内却少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怪事一桩，颇令人费解。在1900年义和拳的高潮时期，清廷宣布义和拳为“义民”，当地反教情绪达到高潮，气氛十分紧张，当时景州、吴桥、阜城、故城、交河、武邑等七八个县的教民们纷纷来到朱家河教堂避难，当时聚集在这里的教民达到三千人。而在此之前，武邑县城内的教堂被攻击，有一百五十名教民被杀，两名神甫遇害。

当地的义和拳，在王庆一、渠成江、牛贵选等人的率领下，前来进攻朱家河教堂，以报去年之仇。在任德芬神甫的安排下，教堂方面在村里构筑了防御工事，义和拳一时间难以攻下。这时（阴历六月二十日，阳历7月16日），原山东巡抚、后被调任长江水师的李秉衡所部及原驻扎在江西清江的武卫军先锋右军指挥陈泽霖所率的两千五百名士兵，他们在北上勤王的途中经过景州，于是义和拳首领及其当地的士绅（蔡氏兄弟，一个举人，一个秀才）前去面见李秉衡，他们声称朱家河教堂是外国人和卖身偷靠洋人的汉奸们的巢穴，要求李秉衡给予协助。新任知州洪寿彭和一些当地绅士也为他们作证并恳请李秉衡留下来协助扫除这一巢穴。李秉衡因为要急于赶到北京，他不想为此事耽搁时间，但还是留下了后卫部队陈泽霖部协助攻打朱家河教堂。

六月二十一日（阳历7月17日），陈泽霖所部来到朱家河教堂，在义和拳的攻击被打退后，陈泽霖部队开始用炮进行轰击，所幸的是这时天色已晚，双方暂时休战。当天晚上，教民们劝说任德芬神甫和汤田波神甫趁夜转移到献县张家庄总教堂，但被两人拒绝。在次日的攻击中，教民会长朱三被炮火击中身亡，教堂内陷入一片混乱，但教堂还没有陷落。在二十三日，进攻的炮火更加猛烈，越来越多的建筑物被击中，而且饮水断绝，当晚很多教民因为口渴而冒险越墙逃走，但大多被围攻的义和拳发现而杀害。二十四日，义和拳和清军攻破教堂的壁垒冲了进来，开始不分男女老少的进行杀戮。惊恐的教民们，大约剩下一千人，最后逃到一栋仅存的教堂和院子里面，在枪弹声中，这些教民在祷告的同时陆续被射杀，义和拳甚至将浇了油的草席扔进了教堂而引发大火，在火光冲天中，残存的教民打破窗户往外逃生，但大部分遭到杀害。

在这场杀戮中，任德芬神甫和汤田波神甫都死了，教民被杀的场面惨不忍睹，有被枪打死的，有被烧死的，也有从屋顶上跳下来摔死的，但更多的是在逃生中被杀死，除了少部分高喊“背教”的人免于一死。《拳祸记》中说当时的死者高达一千八百人，也有学者说是两千五百人，逃生的不过五百人。（4）

据说陈泽霖在得知事情的真相是教堂里只有两名外国传教士、自己的军队杀戮的全是无辜的中国男女之后，立刻变得怒不可遏，他训斥了知州并威胁要将两名绅士带往北京惩罚。义和拳随后又前往攻打青草河教堂，但陈泽霖再未给予协助，反而将其中的女信徒带走送到北京。在途中，又有义和拳请求他们协助进攻献县张家庄总堂，但遭到陈泽霖的严词拒绝。

“朱家河教堂”惨案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为人知，但读者可以想象当时那些无辜教民被围攻的惨状。在1900年华北平原上的那场狂暴运动之中，那些孤立的教堂和教民不像是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他们在得不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面对这些疯狂暴行的时候是何等的凄惨和无助。

回到前面的义和拳事件。在朱家河教堂南边的杜桥镇也有个义和拳中心，首领是牛贵选，他是当地的一个地主，家里有一百多亩地。牛贵选的神拳是从宋门镇的郗树芳传播而来，此人家里有五六十亩地，还开了一个杂货店。从源流上来说，这一带的义和拳来自于衡水县的留仲镇，这里以武秀才渠成江为首领，此人是地主的儿子，家里有地一百亩，当地人称“渠五爷”，而留仲镇的义和拳则听说是一个叫葫芦和尚的所带来的。

在宋门镇北边武邑县有一个叫晤修和尚的拳民首领，他以萧村为中心，并陆续将拳场扩展到阜城县临镇村等地，并竖起了“神助灭洋”的旗号。晤修和尚所办的拳场，其仪式和练习方法和山东的神拳基本是一个套路，也是树神坛降神附体，并在各村设立拳场进行发展。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这一带积极引进义和拳的人大都是乡村中的上层人物，如具有功名或者是地主及其有名望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