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料多是政治斗争的折射 得势者掌握话语权
2009年12月01日 15:23 凤凰网历史专稿 】 【打印共有评论0

2.元人撰《宋史》,所依据者,无非长编、日历、起居注等各项原装“历史”。但偏偏就是这些东西,又都是宋代政治斗争的一种折射。谁得势,谁就一通狠修。特别是大家都根据的这个《神宗实录》,根本就不实了。据研究它被修改了五次,比较有定论和成书也至少有三次。改来改去,这个写过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博论文的兄弟应该都有体会,老师要求严格。六易、七易都是家常便饭,改来改去,难免有遗漏搞错的地方。古人也一样!

更何况,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王安石变法和党人的态度不同、政治观点各异,自然评价标准也差异很大了。这奇怪吗?

作为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史的,我现在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北宋之亡与新党(当然旧党也难脱干系),特别与宋神宗开的一些不好的肇端,关系最大。至少,是加速器的作用。

北宋祖宗之法,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反对皇帝“独断”,主张信用宰相与大臣,什么事情,大家(宰相、侍从、谏官、讲官)商量着来,避免独断专行带来的决策失误。

长期以来,宋代形成了这样一套行政程序,即“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宋史·刘黻传》)

但是,宋神宗为了搞熙丰变法,把君权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少听取不同意见,干脆绕过臣下,“不由中书省共议”,直接搞“御笔中出”,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执行,也就是上面的那个“御批”。但好在,神宗还只是偶尔为之,还知道“天地间祖宗之法最大”,不敢过分。到了宋徽宗即位,就把这个光荣传统一下子发扬光大了。后人说“崇宁、大观间,事出内批,遂成北狩之祸”,也正是说的这个。

徽宗几位甫月余,果断任命韩忠彥等人,其实是一件好事,这也标志着建中时期——这宋朝最后一缕“曙光”乍现。徽宗试图调和新旧党关系,杂而用之。但是,从制度史的角度来讲,任何事情有利有弊。宋徽宗的御批更是如此,到后来这形成了新的“制度”,以致“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

在宋徽宗继位的问题上,章惇一直是反对派,章惇和多数朝臣也很有矛盾,特别是旧党中的很多官吏。所以,御批一出,他不乐意,就援引祖宗之法反对独断,主张对这个要慎重对待,再议、再议。

而曾布,则因为在立徽宗时附和向太后,跟章惇关系激化。我上面也说了,宋朝毕竟不是民主政治,而且即便民主政治也需要有人拍板,所以“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宋史·柴中行传》)。从这个道理说,宋徽宗任命韩李等人,也不算很过分,甚至还有“祖宗之法”的政策背书。故而,曾布也很硬气,质问章惇,你慢慢腾腾的不执行,难道说御批违反官制了吗?

两人权力斗争,互不相让。盖因为,上面的原因,明白了吗?

3,章惇压着不实行,因为他是首相,祖宗家法也要求要“合议”。更何况,不是皇帝说施行,就能实行的。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权力制约的问题。

宋代皇帝虽然握有用人决策权,但是,无论以何种方式贯彻皇帝的意志,都必须通过中书宰相,甚至册立内宫嫔妃的册命也是如此。不是皇帝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明清皇帝那种胡作为非的独裁,在宋代是万万不可能的。而宋代的通例,则是“凡制词既授閤门宣读,学士院受而书之,送中书结三省衔,官告院用印,然后进内。”(《长编》卷165)

所以,章惇的死对头要催!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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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党人碑 编辑: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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