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潜艇“猎杀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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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潜伏”,广州解放少了血雨腥风

2011年06月21日 07:54
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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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委(特派员)旧址,位于广州起义路(原维新路)维新横路6号2楼。                                  曾强 摄

广州市委(特派员)旧址,位于广州起义路(原维新路)维新横路6号2楼。                                  曾强 摄

广州市委(特派员)旧址的一楼现在是商铺,而二楼仍是民居。曾强 摄

广州市委(特派员)旧址的一楼现在是商铺,而二楼仍是民居。曾强 摄

南粤足音

解放前夕的羊城,地下工作“暗战”不断,无数仁人志士冒死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目前公开的史料显示,广州的工厂、企业、文教卫生单位和许多国民党行政部门,几乎都有共产党人和外围组织成员!正是他们的执着努力,广州——— 这座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所谓“首都”,解放时少了血雨腥风,接管也比较顺利。

广州起义路(原维新路)维新横路6号2楼是中共广州市委(特派员)旧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广州市委的秘密办公地点。这是一幢三层砖木结构楼房,坐北向南。而今该楼房一楼为商铺,二、三楼为民宅,门前树木郁郁葱葱,房子却已老旧。也许人们不会想到,65年前,这里日常有专人留守,而市委成员及各地区县特派员也定期在此碰头研究工作。

特派员身份暴露改当商行“大老板”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为加强对广州的统治,企图将广州及郊县的中共革命力量“斩尽杀绝”。中共广东区委撤销了中共广州市委员会,改设广州特派员,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并租下维新横路6号2楼作为秘密办公地点。当时,广州特派员的人员考虑的是吴有恒,但他刚到广州就碰到“熟人”了,身份暴露,所以改派钟明到广州任特派员。

钟明本人的行动亦极为保密,不参加有关会议,不和过去有过关系的工作人员会面,在周全的社会关系下,处于隐蔽状态,并以各种不同身份开展工作。钟明曾以其叔父的大华保险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参加各种活动。有一次在晚宴上,国民党政府机关一官员对其大讲共产党近期活动的情况,未曾想到,地下党的领导人就在他面前!

后来,吴有恒被派去湛江,任南路特派员,其妻曾珍则兼管湛江市党组织的部分工作。吴有恒的公开身份是“长发庄”的大老板,曾珍是老板娘。

平时外出做生意,交际应酬,吴有恒总是衣冠楚楚,谈起生意来头头是道,出手十分大方;曾珍则烫着一头波浪式的卷发,着色彩鲜艳的丝绸旗袍,戴着一条光闪闪的金链,俨然是派头十足、珠光宝气的“老板娘”。后来,业务扩大了,“长发庄”改为“合源行”。曾珍经常以“合源行”老板娘的身份去找“生意商”谈生意,实际上,这些生意商都是地下党员。“谈生意”时,“生意商”把窃取的情报告诉曾珍,曾珍回到家后,赶快用米汤把情报内容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找党内同志秘密地藏在身上外出交给地下交通站,转送到部队,以利于部队领导作出新的对敌斗争部署。

“合源行”隐蔽得很好,生意也越来越兴隆,成为湛江赤坎有名的三大商户之一,为党组织解决了经济方面的一些困难,也为南路党组织开辟了从水东经江门到香港的交通线。

打入敌人内部裤兜里速记最新情报

全面内战爆发后,广州党组织派中山大学毕业生陈超打入敌人内部。曾担任过少校速记员的陈超,经过层层审查,最终进入国民政府军委广州行营政治部。他利用速记优势,迅速将敌人的人事变动、机构调整、会议记录等机密情报,转交地下党组织。

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后,成立特种情报处,将这些机构统领起来。每周,10大特务机构的头头都会集中起来,汇报掌握最新特情,互通有无。每个头头可以带一个工作人员与会,陈超就在其中。每次,特务头头们通报最新特情,站在旁边的陈超就把手伸进裤兜,在一张特制的小纸片上偷偷画记号。速记能力超强的陈超,记下了每一句话!

等到晚上回到家中,陈超立即将这些速记整理出来,然后走下楼,在门口的石榴树上挂一把扫帚,向党内同志暗示“这里安全”。很快,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王达就会悄悄进来,取走情报。

战败后的国民党如鸟兽散,慌忙逃窜中,国民党组织了一个“劳工访问团”,到珠三角一带访问。陈超查阅情报发现,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准备搞反共潜伏组织。事关重大,陈超想方设法加入这个“访问团”,详细了解到他们的活动情况,迅速报告给地下党组织。广州一解放,这个组织就被摧毁了。

地下党员岳父汇款支援护水厂

1949年3月,广州地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迎接解放、护校护厂、准备接管等方面来。地下党从学校抽调了一批党员和骨干分子,打入到水厂、电厂、水泥厂、造币厂、电话局、铁路、公路等20多个重点单位,组织工人进行护厂护校和保卫人民财产的斗争,“不给敌人搬走”、“不让敌人毁掉”。

当时,供市内照明的是五仙门发电厂。该厂护厂队人人臂扎红带,手拿铁棒,日夜在厂房四周巡逻守卫。在厂房四周则修建铁丝网,通上电流,门口筑起沙包,工人们决心与工厂共存亡。当时潜藏在厂里的工贼梁某、江某等,原想伺机破坏,但慑于护厂附近防范严密,不敢轻举妄动。

1946年,中共地下党员赵式健就以职员的身份潜伏在水厂管理处开展地下斗争。刚入厂时,赵式健是级别最低的职员。他和普通工人打成一片,和工头交朋友,点点滴滴地开展工作。后来,赵式健通过关系,取得装修股长和工程股长的信任,他们经常在高档的茶楼饮茶,轮流做东。赵式健是低级职员,收入少,只好请求远在美国的岳父汇款支援。通过和这些上层人物的接触,赵式健进一步掌握了敌特内部的情况。

广州解放前几天,赵式健每天和沙面、东山、西关水厂的老工人联系,掌握动向。至10月14日解放军入城的时候,赵式健还坚持到西关水塔上班。10月21日,市军管派出军管小组,进驻水管处开始接管。

1950年7月1日,在党的生日这一天,赵式健向水管处的职工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追忆

老地下党员黄菘华追忆传奇经历:

以看病为名绘制医院地图

85岁的黄菘华曾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而在解放前,他是广州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几乎所有情报都经过了他的手。

1945年8月抗战胜利,黄菘华还在东江纵队。11月的一天,东江纵队政工委员会找他谈话,准备把他调回广州。回到广州后,黄菘华没有找到可供掩护的职业,便进入中山大学读书,从而开始了他的秘密工作生涯。

那时,干部留与不留,要经过反复审查,已有所暴露的同志就必须撤退,留下的必须能够坚持长期埋伏。黄菘华后来才知道,绝大部分党员都撤走了,整个广州留下来的党员只有十来人,这十来个人还得再审查。当时黄菘华还写了自传,让组织考虑在哪个历史环节上会有给敌人抓到把柄。

随着解放大军的步步逼近,情报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黄菘华和当时的地下工作者一道,派人打入各重要机关,搜集情报。“当时城里人都知道要打仗,一些人回到乡下,工厂、医院都在招人。”黄菘华说,“我们就通知党员和积极分子应聘。”

这些打入国民党各单位的党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各单位的情况和地形图,秘密传给黄菘华他们汇总,汇总好后,辗转经过多名党内同志,最后送到香港的华南分局。当时传递了多少份情报,黄菘华自己都记不清了。

广州陆军医院以前只对国民党军队开放,戒备森严,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进去。为了了解陆军医院的情况,黄菘华以看病的名义,通过事先打入内部护士引荐,见到了这家医院的医生。在看病前后,他装着好奇,将医院的内部结构全部看了一遍,并记在心中。后来,黄菘华和当时陆军医院里的6位地下党员,一起绘制了医院详图,交送到了香港;再后来,凭着这份地图,解放军得以顺利占领医院。

有了精准情报解放广州时才有的放矢

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黄穗生:

1946年夏,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全面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广州地下党随即果断采取措施,把大批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转移到农村或别的地方去,改变原来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从原来的支部、小组的组织系统,改变为纵深配备单线联系,把党组织完全隐蔽起来。随后积极建立“爱国民主协会”、“广州工人协会”等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领导革命斗争。

当时,中共华南分局就设在香港,大量准备外逃的国民党大员也在广州“盘旋”,情报资源“丰富”。广州地下党“潜伏”人员众多,搜集的情报资料很多。正是有了这些精准情报,解放军攻占广州时才有的放矢。由于早就掌握了各单位的详细情况,党组织接管广州才没有发生混乱。

红色辞典

第二条战线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爱国学生、工人、市民及其他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美军暴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斗争战线,故称第二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军事战场的斗争,对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护厂护校活动

在解放军最后夺取大城市时,地下党组织担负的任务不是武装起义,而是保护工厂、铁路、公路、学校等公用设施,确保了解放军到来时完整接管城市。

旗帜的先声

“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

———从1949年5月到10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是将国民党反动残余武装就地全歼,不给其留后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在广东战役、广西战役中也被运用。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洪奕宜

实习生 司敏

标签:广州 国民党 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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