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参与了重型化运动的几乎每一位商人，都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佼佼者。时代或许是推手，但他们能够脱颖而出也绝非偶然。他们在之前的产业也几乎都成为了王者。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恺撒。无论是已经是中国最著名商人的刘永行，还是那时候尚且无太多人注意到的李书福和王传福。他们迈出的这一步也无不经过深思熟虑。比如春兰的陶建幸会认真论证传统产业起家的企业如何突破自身，他认为春兰在家电业已做到尽头，因此选择商用车和新能源作为春兰的第二和第三台阶。奥克斯的造车也是如此声势浩大，逻辑演绎也很完美。王传福看似涉足了一个跟电池制造全然无关的行业，哪知道他竟然选择了倚重电池技术的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异军突起，日后竟然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本土民营汽车制造商之一。甚至戴国芳和张志祥的算盘也全然没有错误，钢铁行业可以缔造巨人。2009年，沙钢集团俨然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之一，这就是明证。他们中有春风得意纵马狂奔者，也有小心谨慎在保守中进取者。马蹄疾者如铁本，过于倚重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银行的贷款，以小马拉大车的姿态疾速扩张；而谨小慎微的代表则是刘永行的东方希望，东方希望包头稀铝厂第一期20亿元的投入，全部由东方希望自己来出，没有任何债务融资和银行贷款。刘永行接下来宁肯选择变卖自己之前投资民生银行、民生保险和光明乳业等公司的股权，或者引入外部合资者，也小心谨慎不去银行贷款。“如果银行能提供帮助就更好了，但是如果上级有疑虑……”刘永行对采访他的记者解释说。后来证明，这正是他能够幸存的原因。

因为对于刘永行的狙击并不是至2003年末和2004年上半年的宏观调控时才开始的。后来有人记录说，东方希望在铝业的进取心引来了中铝集团的不满，当时的中铝董事长郭声锟说：“（中铝）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刘永行后来说：“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相继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或许由此他深知，“一旦失误的话，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

《中国企业家》杂志拜访了地处内蒙古的准格尔能源公司，“初一看觉得它……是一只能下出金蛋来的母鸡。但是，再往深里了解，这个宝盆在会产金蛋之前，已投资达92亿人民币，建设历时13年，巨大的 154吨载重车单价100万美元，一个轮胎就得10万人民币，为它特别铺设的路成本赶得上建机场跑道。”这份一贯站在民营企业家立场说话的杂志开始感慨重型化之难，为它所代表的阶层暗自心忧。它相信 “耕耘在重化工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内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强阵营；这拨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出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出身、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论功过的重工巨头”，但是它也提问道：“曾经在饲料、电子、地产、纺织等产业领域里取得过巨大成功的这些企业家，他们会以何种手段来撬动重工？他们撬得动吗？”

市场之手还没来得及给出答案，政府之手的巨斧已然挥下。不是中铝对东方希望的狙击那样，是一个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对它的挑战者的不快，而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风向变化对整个民营企业群体的影响——尽管这头名叫“宏观调控”的巨兽理应对所有公司都同样危险，但是后来大家普遍质疑它只会吞噬那些缺乏强大政府背景而又贸然突进的民营企业。

戴国芳入狱直到五年后才重获自由，而铁本的重组一直没有音讯；宁波建龙停产——随后通过出让控股权给国有企业杭钢集团，完成重组；德隆倒塌殃及的池鱼中显然包括了郭广昌的复星集团，郭急着向媒体发布关于复星的两份报告，希望证明复星的健康；贸然造车的一些民企开始哀鸣自己的资金链问题，其中一些公司的造车运动从此偃旗息鼓。

鄂尔多斯的王林祥已是幸运者，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备受资金链紧绷的折磨，并且先后出售股份给日本三井物产、湖北宜化集团（湖北省一家大型国企）。卡住他的一环是项目审批，“我绝对没有想到项目审批中间这么多坎儿，要是想像得到，我能上也不上了。人家说我们自己找死，这里面的酸甜苦辣确实没办法讲。太艰辛了。”王林祥2008年接受采访时说。他幸免于难，鄂尔多斯市的副市长李世对采访他的《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说：“我觉得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很优厚、很关爱的。”

小心谨慎如刘永行也被迫暂停突进。尽管如此，他已被视为是唯一的幸存者了。原因正是他的所有投资都来自自有资金，因此金融制裁对他无效。尽管如此，“此后三年，一向开朗的刘永行变得极度低调，几乎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后来透露说，中铝集团曾经多次试图控股该项目，均被婉拒”，后来的描述者说。

2004年宏观调控所留下的不好暗示一直延续。所有的民营企业家几乎都对此噤声不言。他们或者表示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的调控政策；或者宿命论的认为民营企业就应该做民营企业该做的事情，停留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停止向重型工业前进。一家民营钢铁公司的领导者曾经对宏观调控政策发表过一些不太拥戴的言论，结果这家公司旋即接到来自当地政府的暗示，让他在一段时间内不要接受媒体采访。经济学家陈志武则认为，在目前的状况下，民营企业要打破只有重型化才能做大的观念——也就是说，忘掉重型化——同时，民营企业可以选择进入国际资本感兴趣的行业，以此来避免来自大陆银行体系的制约——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也开始进入金融业。

作为重型化民企的佼佼者沙钢集团的领导者，沈文荣同样拒绝对宏观调控发表任何评论。他说：“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本来就是在上下波动中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