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王先生是在纷纷扬扬的第一场雪后，当汽车喘着粗气缓缓爬到社科院宿舍门口时，早已越过了约定的时间，一进门，先生就关切地一连声地问:“路上不太好走吧！冻坏了吧！快，快喝杯热茶暖暖。”未及落座一杯香气四溢的清茶便摆在了面前，心中陡生感动。

王曾瑜先生1939年生于上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分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宋史研究，现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先生一生潜心研究学问，曾著有《鄂国金佗（左禾右卒）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阶级结构》，历史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繁荣，特别是近年更是火爆，一些历史题材小说，影视作品铺天盖地而来，有人曾评论这一现象为“恢复民族的历史记忆”。

然而，文人小说毕竟有太多的主观色彩，历史不过是作家手中的一团泥巴，在这些所谓的“正说”或“戏说”之中，其渲染度都臻于艺术化，夸张成分略大，给人一种失真之感觉。王先生是一位史学家，当他看到漫天飞舞的“历史记忆”后，他决心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让国人真实地了解历史，不忘国耻，振奋民族之精神，在宋史中，岳飞是一个最有人格魅力的英雄人物，而民间传统文学中则把他写得半神半人，使人难从正面来了解他，为了更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写出岳飞这位英雄的民族之魂，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从宋朝经济、服饰、风俗到使用的语言等，他考查得详详细细，有根有据。

然后用纪实的手法创作出了《靖康奇耻》、《河洛悲歌》等小说，这些小说主要描写了从北宋亡国到南宋开国与金朝和战的故事，在整个宋朝320年的历史中，深重的劫难、残忍的掠夺、英雄的抗争、官吏的醉生梦死等刻画得无不淋漓尽致。

谈起这部书的创作，王先生笑着说:“写历史纪实小说，必须有一个准确的指导思想，不能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爱好而歪曲历史，它和其他文学作品有所不同，文学作品允许虚构，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尽可以写得天花乱坠、满壁生辉，但历史纪实小说不同，它是严谨的，完全依据历史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虚构。”

钱钟书先生曾说:“名家名篇往往破体。”先生的作品就是破体之作，采用小说的艺术形式来写历史研究学术成果，这是先生的创新之举。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其文笔的洒脱、隽永、出入文史的渊博，自如而洒脱。更让我振聋发聩且欣喜不已的，是他所填写的诗词，其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可见一斑:“汤阴战骨殉神州，古国升沉入百秋。遥想背嵬腾血马，犹听父老哭牵牛。山河兴废多雄鬼，冠盖炎凉少义丘，激烈壮怀终不泯，大江后浪逐前流。———寄题汤阴县岳飞纪念馆。”

古人曰:“一成文人，便无足观。”先生洋洋洒洒著述450万言以上，可算是道地的文人了，但他却反复申言他是史人而非文人，其大可深味。史家多以“真实、客观、平允，不作偏倚之论”来著述，先生之严谨，敬业精神令人佩服。

但同样令我佩服的还有他正直、孤傲的性格，在与他交谈中，我对后者有深切的体会，大凡历史学家知古又知今，脱离时代一切均无从谈起，他谈话中也时常品评当今各种各样人和事，他反对那些昧着良心出卖灵魂的人，对一些腐败现象给予极大蔑视，而对于学术上的不正之风，搞的一些“空头总编”之类的虚名更是深恶痛绝，时不时以文抨之，他说:“我是史人，就要敢于直言，讲真话，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尽一点匹夫之责。”

先生的个性，也很独特。研究学问有时难免寂寞和枯燥，有好多人守不住这份孤独而“欲往蓬莱去”，他则笑曰:“人家走阳关道，我走独木桥，君子所求不同，但各得其乐也。”有一首诗可谓是先生真实的写照:乌鬈白发浮生短，齐简晋笔傲气存，剩有老蚕丝未尽，孤灯青史送黄昏。

现今，他已日渐走进更多的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者的视野并受到重视，他的文字也拥有了更加广泛的读者和知音。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在不久的将来他编纂的史集、精审详赅的年谱、美轮美奂的历史纪实小说会得到更多人的青睐，不是说阅一本好书如饮一杯甘醇吗？而解读一个人，也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