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与陈寅恪不同的是，郭沫若和范文澜当时是激动的到任。后来我们看到，郭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到今天已经没有价值，只有未到任的陈寅恪到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问题是，陈寅恪对气节的坚持，是有代价的。首先是他一直蜗居在广州，这段人生中最后的时光，陈以一种彻底龟缩的状态，守着自己的心灵慢满过完。全国一片斗争之声，他的学术工作也只能彻底收缩，陈晚年缺少系统成果，就是这种收缩的显然证明。

让人不愿意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陈寅恪的死亡细节也成为他主动留守大陆的代价。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记载:“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一代大师如此卑微、屈辱的离开人间，让人唏嘘。如果当初他接受国民党的邀请去台湾，或者移居香港，我想大师的死亡仪式应该是能保持起码的尊严的。

相比之下，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者，由于时间和地点的原因，就有尊严得多。傅斯年是在1950年12月20日因突发脑溢血死在演讲台上的，虽然年仅54岁，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灾难还没有全面兴起，他也算是享受了哀荣。胡适死在1962年6月24日，当时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次酒会上，心脏病突然发作，就此离开人间，国民党给予了胡适极高的葬礼待遇。

关于陈寅恪晚年所撰诗文（尤其《柳如是别传》）所产生的争论

1982年，香港学者余英时见到他的朋友金恒炜先生，金当时是《中华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二人谈起了陈寅恪的人和文，金对余的观点非常感兴趣，就怂恿余英时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被余英时称为“惹祸的长文”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当时这篇文字也引起了董桥的注意，董就提出在他主编的《明报月刊》上同时发表。

余英时在文章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1948年后到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对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充满着明末遗民式的悲愁苦恨，认为陈寅恪晚年决不曾对中共存在任何幻想，尤其不会‘靠拢’、‘认同’，甚至认为陈寅恪对当初自己“没有投奔台湾”。

据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第十五章“一段昙花一现的日子”里透露:“余英时的文章发表后，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开始布置写论战文章，此重任落在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写手身上，反驳文章先后在1984年、1985年的香港《明报月刊》登出。署名冯衣北。”

冯衣北写的《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文中极力否认了余英时对陈寅恪的观点正确性。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冯衣北是御用文人，写的是“弦箭文章”。

《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冯衣北著）书中简介云:“1983年至1985年间，香港报刊曾陆续发表余英时和冯衣北两先生的文章，就陈寅恪晚年所写的诗文进行了讨论，对已故史学家陈寅恪这一时期的生活、工作和心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鉴于余英时先生的部分文章已于1984年结集出版，并拟于近期增订再版，我们特将冯衣北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并请作者增写序跋，对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辩。”

冯衣北据云即刘斯奋。

陈寅恪先生谱志（维基百科）

生平

江西省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属陈氏义门堂。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市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市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到中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

清华时期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篑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有“教授的教授”之称，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

抗战时期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解放军渡长江，逼进北平，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留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4]。

岭南时期

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

文革时期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陈寅恪的眼疾。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中国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次月21日，唐筼亦逝。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回忆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治学理念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关于“恪”的读音

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符号?示送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 的粤音。“确”的粤音为/k??k/，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家庭

陈寅恪有三名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著作书目

*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元白诗笺证稿》

* 《论〈再生缘〉》

* 《柳如是别传》

* 《金明馆丛稿初编》

* 《寒柳堂集》

*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 《陈寅恪文集》

* 《陈寅恪集》

* 《金明馆丛稿二编》

相关传记

*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

* 张杰、杨燕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 张杰、杨燕丽，《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联经出版，1997年。

*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

* 李敖，《谁要来台湾？》，收在《笑傲五十年》

* 俞大维等，《谈陈寅恪》，传记文学

*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湾东大图书出版，1998年。

* 高阳，《清末四公子》，皇冠出版社，1983年11月01日。

* 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

* 刘克敌，《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时英出版社，2007年，ISBN 9789867762832。

*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 项念东:《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

* 陈寅恪:《与妹书》，1923年8月《学衡》第20期，收入《陈寅恪书信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