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

这是一个问题。就目前我能找到的材料来看，尚没有哪家论及此事。也就是说，秦之臭名昭著的“挟书律”何以到汉惠帝四年才废除呢？

刘邦即入咸阳，布告“约法三章”，安抚民心，免生节枝。刘邦听从了腹心谋士的建议，财帛女色一无所取，然后召集关中父老（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物），晓喻入关之主旨，无非说此行意在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绝非有所侵暴，不必担心。秦法严苛，现在由我执掌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于是“兆民大悦”。刘邦的话说得很明白，除此三条，其余概不作数。

或问:以刘邦当时的实力，其势力影响所及，不过关中一地而矣，其他地方恐怕不受“约法三章”的节制？有道理。然班固在《汉书·高帝纪第一下》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广阔的线索。班固说:“初顺民心，做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也就是说，寰宇未澄清之前，刘邦所部兵锋所指，“三章约法”也前后脚布告到哪里，顺民心故也。定鼎之后，形势却是不容乐观，四夷未服，内有叛衅，简单的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因此，令相国萧何根据秦时旧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此时的刘邦为了时局的需要，部分恢复了秦时旧法。问题来了，这其中“挟书律”么？按我的理解，“挟书律”应在其中。理由是:有其果必有其因，汉惠帝四年废除“挟书律”，之前必有行之者。

可是，萧何制九章律，沿习的是李悝的《法经》，新增兴，厩，户三篇而成，并非秦始皇时酷法。

何以见得呢？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李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 (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按“盗”是指偷盗、强盗。“贼”指伤害、杀人。“囚”指拘禁、断狱。“捕”即逮捕。“杂”包括诈骗、赌博、贪污、违反制度等各种犯罪行为。“具”是根据罪犯的表现或加刑或减刑，相当于现代的刑法总则。李悝的法制重点在贼盗，由此可见萧何“九章律”的指向，李悝并没有族诛、连坐之类的名目。后来的商鞅继承了李悝的《法经》，但是有所革新，改六法为六律，并创立了收司连坐、告奸匿奸、私斗被刑、怠贫收孥等补助法。至始皇时，刑网益密，“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严酷至此。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挟书律”是始皇帝的创意。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赢政接受李斯的建议，施行了著名的、且是臭名昭彰的焚书令，其中就有规定，敢挟书者族（全族处死）。而萧相国的九章律不以始皇旧法为底本，按理说，“挟书律”汉初即已废止才对，何以阴魂独存？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或者说，刘邦鉴于形势，亦实行了“挟书律”（肯定施行过，否则惠帝不会多此一举），可他又为什么推行此项极不得人心的政策呢？

在下才疏学浅，于刑法志两目瞠然视，故草此小文，借以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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