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州之败，败军之将范雍难辞其咎，自然免不了罢官左迁，被一纸诏书由振武节度使知延州贬降吏部侍郎知安州。他对西北边防的唯一贡献，大概就是从普通士兵中提拔起来了一代名将狄青。黄德和临阵逃脱，被处以腰斩，枭首于延州城下。对于三川口战役中的有功和阵亡将士，朝廷则封官赠爵。当然，这只是安定人心，必不可少的举措。更重要的还是换班子。仁宗新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全面指挥、统筹边防；以韩琦、范仲淹分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措置陕西军务，前者主持泾原路，后者负责鄜延路。也正是从这时起，宋廷上下方才真正认识到宋夏战争的严重性，开始积极备战，改弦易辙，安定西北。一方面增募兵员，搜刮驴马，在陕西境内普遍修筑城池。一方面遣使联系吐蕃族大首领唃厮罗，赠以金帛，授以官职，促其出兵助战，牵制西夏。

新上任的韩稚圭和范希文都是一代名臣，同出晏同叔（殊）的门下，交情很深。在赴任西北边防之前，又都有不俗的政绩。然而在对夏战略上，却是意见相左。终宋之时，宋朝从来没有中止过征服西夏的决心，意在恢复汉唐疆域，故而在西北一线并不像秦汉那样修筑长城。这是想效法汉唐，实行进攻性防御，想通过卫青、霍去式的集中优势兵力，深入敌方腑心地区寻机歼其主力，取得几次决定性胜利给敌方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为稳定西北大局奠定基础。这也造成宋夏一直没有固定的边界，宋军则长期处于被动的守势，边防战线过长，防御面过广，庞大的守军粮饷已是不堪承受的财政负担，而分兵防守更造成兵力分散，临战则以寡敌众，难免常败。韩琦就认为，宋朝在西北仅正规军就至少二十万，而西夏“精兵不出四、五万”，只守不战必使士气沦丧、军费糜耗耗资，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寻找西夏主力进行决战，打速决战。而范仲俺则认为，宋军人数虽多，但缺乏强将精兵，战斗力差；西夏军人数虽相对较少，但兵精马劲，战斗力强，加上西夏境内山川险恶，沙漠广袤，其都城兴庆府又远在黄河以北。如果贸然起兵深入，则会造成粮草辎重的补给线过长，极易被西夏割断。倘粮饷不济，就必有被歼之虞，故而不宜贸然深入敌境、大举进攻。但是，夏国经济力量薄弱，粮食不足，多数战略及生活物资均须从外输入，这又是其致命弱点。只要宋军加强训练，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努力修固边城，伴以经济封锁，在元昊大举进攻时扼险坚守，这样西夏军必会无隙可乘，劳师无功。长此以往，西夏的穷兵黩武必然造成本国经济的严重危机，军队的战斗力也会逐渐消亡，宋朝就可不战而屈人兵。然后进取绥、宥，占领茶山、横山，完全控制这一战略要地，就能有效控制西北局势。根据以上分析，范仲俺提出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的军事战略。这是一个符合客观情况的战略决策，但在当时却被不少人认为是悲观怯懦的表现。

如果把宋朝看作是个病人的话，在他诸多的病痛中，西夏就像是久治不愈的牛皮癣。韩琦像西医，认为与遗传免疫和内分泌等因素有关，要立刻让人输液打针、用激素，认为这个来得快；范仲淹像中医，认为是风邪入侵，邪气蕴积，气血瘀阻，外不能宣泄，内不能利导，气血不畅阻于肌表而生。他深信“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如果单纯求快，难免治标不治本，他要综合调理去除病根儿，可这个太慢。病人真不幸，找了两家大夫，开了两剂方子。踌躇不定之间，两个大夫又争得面红耳赤，把病人丢到了一旁。这下糟了，病人本就病得一塌糊涂，一看俩大夫掐来了，更没主意了！

有道是——“六月三伏好热天，京东有个张家湾，老两口儿坐那儿正吃饭，来了个苍蝇嫌，这个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儿，老头一怒追到四川，老婆儿在家等了仨月，书没捎来信没传，请了个算卦的算一算，按卦中断，是伤才惹气陪盘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