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写到，任何政权都要解决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合法性受到动摇，这个政权就很难立足。

他认为，即便是像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一旦政权的合法性受到置疑，都不免自内部产生分裂，最终垮台。

按照这种说法，所谓的合法性，应该是指政权在民众心目中存在的理由，更多是一种文化或观念上的东西。民主的政权在民众心中自然合法，专制的政权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就人类目前的历史而言，这个时期相当漫长）在民众心中也具备合法性。合不合法，不以进步或不进步为标志，而以其存在的理由能不能被民众接受为依据。

几百年来，周朝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于其王室“受命于天”的思想，周王也一直以天子自居而接受万民的朝拜。这种合法性，通过严格的礼制（周礼），在历史长河中一天一天被强化，逐渐成为人们心中的思维定势。

但是，随着王室政治的衰落，再加上犬戎之乱后，王室自身实力的急剧下降，这种合法性一步一步被削弱，而且以一种不可逆转的重力加速度向下沉降。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其实在平王东迁的年代就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一张虎皮，乍一看有点吓人，披在身上抖一抖也还有点威风，实际上则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

王室既然衰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成为一句空话，不只诸侯之间互相征战，诸侯国内部也开始出现内讧，争权夺利，以下犯上，甚至“弑君”的案件屡屡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弑君者一旦夺取政权，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寻求合法性依据。那个年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论还不流行，因此寻求合法性依据最稳妥的途径还是获得周天子的承认。如果不能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转而寻求其他诸侯国的承认也不失为一条捷径。总之就是要有人认这本账，才能让国内的老百姓接受新政权的合法性。这和阿扁当年入不了联合国，狂抛金币也要获得几个三流国家的外交承认是一个道理。

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帐。

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京城大叔段兵败之后，他的儿子公孙滑逃到了卫国，并且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郑伯则利用周王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讨伐卫国。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

第二件事，宋宣公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与夷年纪尚小，所以干脆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与夷的叔叔。和就是宋穆公，他一直念念不亡兄长的恩情（世途险恶，却从来不乏厚道之人），所以临死的时候，又主动将君位传给与夷。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君权争端，宋穆公还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到郑国居住。这件事情在当时受到舆论很高的评价，然而两位当事人，与夷和公子冯并不像父辈那样厚道:与夷做了国君，也就是宋殇公（一听这谥号就知道下场不好），一直把公子冯当作眼中钉，防着他杀回来抢夺自己的位置，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父亲传位于与夷的做法忿忿不平，也总想着卷土重来，夺回君位。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宋、郑之间的矛盾。

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叫庄姜（又是一块姜），虽然很漂亮，但是不能生育。又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厉妫生了个儿子，夭折了。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妫也跟着姐姐嫁给了卫庄公，史书上称为戴妫。戴妫比她姐姐有出息，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完，一个叫做晋。与此同时，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取名叫州吁。

《左传》上调侃庄姜，说她“美而无子”，正是《诗经·卫风》中的“硕人”诗所指。冯梦龙则说，这位庄姜大妈性情温和，知书达理，最难得的是不嫉妒别人，把戴妫生的儿子公子完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对待，亲自养育，要把公子完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

但是对于州吁，庄姜大妈始终没有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