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关村，人们立刻会联想到高科技，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却还是一片荒凉的坟场，大多是太监的坟墓。明朝时，太监们就开始在中关村一带购买“义地”，形成了太监自己的墓葬地，年老出宫的孤苦太监就寄居在这里，他们生活上依靠富裕大太监的捐赠，平时则给埋葬在这里的太监扫墓上坟，烧香祈福。

因明清时期称太监为“中官”，所以这里被叫做“中官坟”。

也有一说认为从明朝开始，太监多在此建庙宇和养老的庄园，也因当时人称太监为“中官”，故称此地为“中官村”。今天北大物理楼楼北的院落中，就有太监祭祀的刚秉庙，还有一个叫“刚秉”的太监像。

随着历史的变迁，还出现了一些与“中官”谐音的叫法，如钟关、中关及中官儿、中官屯等。

中关村是怎么从“中官”演化为“中关”的也有不少传说。一说是1913年在《二万五千分之一京西图》上已经见到“中关”地名的使用。对于这一称谓，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清朝末年有关人员编制地图时，因为“中官”寓意太监不太好听，故将其“雅”化为“中关”。又有人说是慈禧太后过生日时，曾在此地搭建一座城关，用于祝寿，因此得名。

中关村正式得名是在解放后。解放后选择这里建中国科学院，觉得“中官”二字不好，才在北师大校长陈垣先生的提议下改名为“中关村”。

上海浙江中路137弄1号是一幢五层楼旧房，楼上在解放前曾有个“富川商号”。50多年前，中共设在上海的地下经济机构——华益公司，就是在这幢楼里开张的，公司“老板”是共产党员肖林。

奉党的命令“下海”

肖林，原名肖本仁，四月江津县人。

他中学尚未念完，就因“共党嫌疑”被校方勒令退学。1936年起进入民生实业公司工作；同年在重庆参加救国会，积极宣传抗日。1939年加入中共。

1941年3月，肖林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日常开支，一靠国民党政府拨发的军饷，二靠宋庆龄等友好人士的支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拨款事实上已不能保证，开展地下经济工作已是势在必行。周恩来一锤定音：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由肖林专职经营。

1941年4月，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开张，肖林出任经理，重庆设立分号。1944年，恒源字号发展为大生公司，经营五金、木材、西药等。

急赴大上海

1946年5月初，一个身穿灰色中山装、面容消瘦的中年人走进了重庆林森路肖林的家。“老肖，你准备一下，要离开重庆了。”来人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主任钱之光。他说：“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南京，我党代表团也要到南京去，我们搞经济的同志也该转移阵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商议决定，把公司办到上海去，由肖林和肖林的妻子王敏卿负责。形势虽有变化，但地下经济工作的原则不变：“一是要赚钱，二是随要随付。”

肖林到上海，通过四川同乡的介绍，在富川商号租住了房子，公司取名为“华益”，1946年8月正式开业，肖林任经理。

暗运黄金货币

华益公司一开张，便从上海采购了大批日用工业品，由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批发给当地的百货商店，获利颇多。

山东解放区也在上海设有隐蔽的经济机构，将山东运来的花生油、粉丝、水果等委托十六铺地货行出售，然后买回解放区需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而随船运到上海的黄金、美钞和一部分法币，悄悄转送华益公司，由肖林负责处理。因为在山东解放区特定的经济制度下，缴获到手的黄金、美钞并无多大用处，法币更被人视若废纸。正在胶东组织经济工作的薛暮桥同志认为，此地或为弃物，彼地即成宝物。“运到上海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经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与山东解放区工商局秘密约定，一项暗运货币的计划便付诸实施了。

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从上海撤退时，尚有三千多两黄金来不及转移。当时国民党军警已进驻周公馆，为了不让敌特发现这批黄金，身兼财务委员会书记的董必武当即决定，办事处成员每人套上马夹和腰袋，内装金条若干，随身带走。已过花甲之年的董必武腰间也裹上了沉甸甸的金条。

提取钱款的指令，有许多是从香港发出，用的就是那套只有肖林才能看懂的密码。一接到这类特殊电报，就要按照指定地点，将钱款或支票如数送去，不能有误。神秘的送款人，往往是一位衣饰华丽的妇女，身后跟着一个17岁的小伙子。他们就是王敏卿和公司的年轻会计王凤祥。

存了多少钱

当上海解放，“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结束时，向中共中央上交的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万美元。

肖林、王敏卿夫妇经手过那么多的黄金、美元，难道就没有为个人留下一点什么吗？从“三反”运动起，这个问题便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文革”一开始，肖林的家更是成了查抄金银珠宝的“重点战场”。可是，里里外外翻了个底朝天，唯一的“战果”只是从解放前保留下来的三块银元。（《文史博览》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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