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铭文的书法也极为讲究。五铢钱多为篆书，通宝钱在唐代多为隶书，五代十国的南唐开始采用真书，两宋时则真、草、行、隶、篆并用，并且出现了“对钱”。所谓对钱，就是同一种年号钱，而采用两种或多种书体铸造铭文，或篆、真，或行、隶，相配成对，而钱的铜质、大小、轻重、厚薄以至穿孔、轮郭的广狭、制作风格都完全相同。许多铭文都出自名家手笔，如唐初开元通宝即为欧阳询所书的“八分体”隶书，浑厚工整；宋初淳化元宝有宋太宗亲自书写的真、行、草三种书体，是为御笔钱；元祐通宝则有司马光、苏东坡写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多为宋徽宗所写，铁画银钩，号称瘦金体。制钱是明清两代所铸造的钱币，仍属通宝钱体系。明朝规定，本朝所铸造的钱币为“制钱”，前朝的钱币则统称为“旧钱”。制钱仍为方孔圆形，也仍以皇帝年号为钱名，可与旧钱兼行，但在兑换比价方面有差别。如明嘉靖时规定，嘉靖制钱七文可兑白银一分，而前朝旧钱则需三十文。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即位前七年，于应天(今江苏南京)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旧钱兼行。洪武元年(1368)在各行省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洪武通宝”钱，严禁私铸。以后各代也多铸钱。

洪武通宝钱分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共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五”钱重五钱，余递减。洪武四年改铸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为小钱，重一钱，制钱形状亦为圆形方孔。小平钱背面孔右有“一钱”两字；当十钱背面除“一两”两字外，孔上还有一“十”字，表示“当十”之意。各行省所铸钱，背面还镌有重量和局名。

由于铜产量减少和受白银流通的影响，明代铸钱多于元代，但不及宋朝。洪武二十六年，北平、江西、陕西、广东、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广西等十行省共设铸炉三百二十五座，年可铸钱十八万九千余贯，约及北宋铸钱的百分之三。明初以铜产地江西、陕西、山西三省铸钱较多，仅江西即有铸炉一百一十五座，铸钱数占十行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各省只是强迫民间毁坏铜器缴给官府充作铸钱原料。

洪武以后，永乐九年(1411)铸永乐钱，宣德九年(1434)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1503)后铸弘治钱。当时朝廷滥发宝钞以搜刮民财，并不重视铸钱，铸钱数量不多且多积储不用。官钱不行，导致私铸私贩猖獗。市用新钱多苏、松、常、镇、杭州、临清人私铸。伪钱滥恶不堪。京师流行的一种伪钱，字迹莫辨，触手可碎；有的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每三百文仅值银一钱，致使物价腾涌。嘉靖六年(1527)大规模铸嘉靖钱，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补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并铸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以后，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均铸有本朝年号钱。时铜价上涨，钱中混入大量铅沙。天启、崇祯新钱，含铜只二三成，质脆薄，落地即碎，民间

拒绝使用。清入关前已开始铸造制钱，名“天命通宝”。顺治元年(1644)定都北京，正式设置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造“顺治通宝”钱。同年颁布钱式，命令各省、镇开局鼓铸。此后，京省各钱局铸额卯数、钱文重量、用料规定时有改变，铸局设置的地点和数量也有变更。但终清之世一直是代有鼓铸。

清代制钱基本形制仍为圆形方孔。钱文正面铸有“某朝通宝”字样(咸丰以后因铸当十、当百大钱，有改铸“某朝重宝”、“某朝元宝”)。制钱背面一般铸有钱局简称，文字为汉字或满汉文并用。雍正以后，以背面铸两个满文字为通例。

制钱成分一般以铜六铅四的比例配铸。但配铸比率往往受原料短缺或价格波动等影响而有变动。“顺治通宝”规定七成红铜三成白铅，康熙朝按铜六铅四配铸，雍正朝改为铜铅各半；乾隆五年(1740)以后又加入百分之二左右的锡，铸成青钱。其重量也常有变动。雍正十一年(1733)以前，清廷把控制制钱重量作为稳定银一钱千的官定比价的主要调节手段，每枚制钱的重量规定在一钱至一钱四分之间变动。雍正十一年以后，限定以一钱二分为铸钱的标准重量。嘉庆(1796～1820)以后，尤其是咸丰(1851～1861)开铸大钱后，钱制混乱，制钱的重量也不断减轻。

制钱以文为单位，法定一千文为一串，合银一两。但在实际流通中，银钱比价波动频繁。在清代不完整的银钱平行制度下，制钱名义上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但实际上其职能受到各种限制。一般大额、远途交易往往用银，小额、近程交易用钱。乾隆以前币制相对稳定时，制钱基本上具备作为货币应有的价值尺度、流通、储藏、支付手段的职能。嘉庆朝以后，随着币制的紊乱，钱文减重，用料粗劣，制钱的名义值与实际值差距扩大，逐渐丧失了金属足值货币的性质；其储藏手段职能也随之减弱。鸦片战争以后，制钱制度日益崩溃，至清末机制铜元出现，制钱遂最终被逐出流通领域，不复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