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1980年代末，李登辉还称：“一个中国是最高原则”；1990年，便提出“一国两府”。在1991年2月正式发表的“国家统一纲领”中，台湾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却又提出“一个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这一新概念。在1993年11月举行的西雅图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台湾提出“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的说法。1994年，台湾提出“两个国际上对等的法律实体”。此后，只提“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而不提“一个中国”。

只不过以会谈为掩护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宣布两国论，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首次明确地称作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2002年8月，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论”。这种政策的演变，明显是系统性的和有预谋的。李登辉只不过是以汪辜会谈为掩护，声东击西而已。

1993年底，李登辉的“主流派”完全控制岛内政治，觉得无需再向北京低头哈腰。两岸关系上重大冲突，都是发生在1994年以后。他的务实外交的大力拓展也是在此以后。过境外交，度假外交，学术之旅，私人之旅等，花样翻新，足使人目不暇接。

与此同时，李登辉对大陆的言词也变得火药味十足。他一改文人学者的谦逊儒雅的作风，竟然多次不可思议地以“一国元首”之尊，在公开场合用下三滥的语言侮辱大陆领导人。

在1994年“千岛湖事件”后，竟然在总统府文稿中破口大骂北京领导人是“一群土匪，流氓”。1995年5月，他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嘲弄为“儿子”，说中华民国是其“老子”。此外，1994年在和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谈话中，出言不逊，媚日贬中，在1995年6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讲演中更是锋芒毕露，挑战北京。

宁愿把事情估计得难一些

直到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之前，北京还是一相情愿地本着“治病救人”的政策，把李登辉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殊不知，台独这块心病，对李登辉来说，已是走火入魔，用苦口婆心是治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