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4月27日，台海关系的汪(道涵)辜（振甫）会谈在新加坡举行，为世人所瞩目。该次会谈，似乎来得突然。其实两会——即大陆的海协会和台湾的海基会，已在1992年至1993年年初之间进行过多次商谈，才有那次汪辜会谈。

第一份邀请函，是1992年1月8日发出的。与此同时，美籍华人李澄梁也扮演了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1992年7月下旬，他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工作人员身份到达北京，与邓小平女儿中国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以及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叙谈。李建议用“两岸和谈”而不用“两党和谈”，并建议汪老直接写信给台湾海基会会长辜振甫，主动提出汪辜会谈。8月初，汪老致函邀请辜振甫，8月22日；辜老复函，接受邀请，并提出新加坡作为会谈地点。

经过17次函电往来，在北京香港的多次商谈，以及临门一脚的“唐邱会”——即大陆海协会的唐树备与台湾海基会的邱进益于93年4月8日在北京的商谈，汪辜会谈才得以顺利举行。

汪辜会谈来如风，去无踪。十年前的无限激情和期待，化作十年后的诸多感慨和失落，正如古诗词所形容的那样，“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注定夭折的命运

其实也不必如此感伤。痛定思痛，冷眼回顾，便可发现，从一开始，汪辜会谈就注定了夭折的命运。

如果仅仅是由于双方误会，造成今天的两会（海协会和海基会）老死不相往来局面，扼腕痛惜还情有可原。但双方并无误会，事实证明，彼此的相互判断，比如北京对李登辉在统独问题上的判断是正确的。

既如此，李登辉当初赞同汪辜会谈，就不可能是走向统一的步骤，只不过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缓兵之计，为其在台湾坐大以及与北京最终的摊牌争取时间而已。由此可见，汪辜会谈的夭折,在所难免。

细心观察“汪辜会谈”就可以发现，大陆宣传其意义在于突破两岸僵局，迈向统一。而台湾则强调会址是在国际场合，向世界表明了台湾的主权尊严，与大陆不但是分裂分治的，而且是对等的。这一分歧，预示着两岸今后关系山雨欲来风满楼。果然，李登辉同大陆的较量从此逐渐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