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四

图五

刻字的章法布局自由舒适

记者发现，一块骨头上多数仅刻或残存1到5个字，刻6到10个字的也占一定数量，10个字以上至20多个字的骨头为数极少。章法布局应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自由舒适型。据刘凤君介绍，这种文字大约有三种布局:一种是在一块骨头上只刻一个较大的字，或有的虽在一块骨头上发现数个字，但其中有的字单独刻在一个空位上，与周围其他字缺少密切联系，这是一字一局型;另一种是在一定空位上，中间刻一至几个字符，周围再刻划一些字符，这是一种组合字群的布局，可称为散落组合型;再一种就是自上而下成行的布局，这种布局发展成今后书法艺术的主要布局形式。

“昌乐骨刻文字的尺寸和造型差距很大，有的是用弧线组成的动物和人物形象，有的是用弧线和近似直线组合成的植物和动物形象，还有的是用弧线和近似直线组合成的符号。”刘凤君指着面前桌子上的几块骨头介绍道，它们有的面积较大，约在7.5厘米×6.5厘米至2.5厘米×2.1厘米之间，大多是2厘米×1.5厘米，还有一些属微刻艺术。“根据初步观察分析，如果是在一个组合字群里，大字与小字可能有着内在联系和区别意义。”刘凤君说。

“与其说是写的字，不如说是画的画”

“昌乐骨刻文的造型和书写方法，与其说是写的字，不如说是画的画”。仔细观察和分析昌乐骨刻文，只能用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对其做出解释和说明。它的字体结构和造字规律一部分是简笔画或形象符号，另一部分是根据一定的“指事”要求，由多个简笔画或多个形象符号组合成一组“整体”的字，也可以说是用一组形象符号“写”出来的“画”，或“画”出来的“字”。所以，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及天覆地载等楷书和行书的理想造字与书写概念在这里得不到充分的解释，而绘画的一些线描基础技法则可以在多数字中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

关于文字的起源，郭沫若曾指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至于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是更在其后的。大汶口文化陶尊上刻划的符号和仰韶文化刻划的符号都是一种文字产生过程中的指事现象。“昌乐骨刻文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把指事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造字规律。”通过对昌乐骨刻文的造型和书写方法的研究，刘凤君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很明显，昌乐骨刻文是一种记事现象，毫无疑问是一种文字。”

据刘凤君介绍，昌乐骨刻文多数字的书写刻划有两个基本特点:其一，先刻划出主要部分或中间核心部分，如昌骨1的龙字，其造型是先刻划头部，再刻划身体躯干，最后补上腿和爪子等部位(图一)，在这里，动物的形象得到了理想的浓缩和概括。其二，大多数字都有一个主要线条，这条线可能是一次刻成，也可能是连续几刀刻成，然后根据需要，在其主要线条周围补刻物象所需要的其他部分线条。这样的字不但造型生动，且主次分明，协调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