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剧理论家齐如山先生。图片选自《思齐阁忆旧》

一套几十年前的《北洋军阀史话》，如今更名为《武夫当国》出版，130万字的历史书，推出一个月就加印，并且登上各大图书网站的销售榜；一本质量并不算上乘的传记《一代名士张伯驹》，引得许多文化大家，聚集一处忆故人。2006年的历史与文化书写，“民国”是一个暗自散发文化热力的关键词。即使一些并没有打上民国字眼的图书，它们的内里也同样是在记述民国人、民国事。比如张鸣的《历史的底稿》，何兆武的《上学记》，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尽管这类书远没有百家讲坛主讲人出书那样轰动，但在文化人心中激起的涟漪，却足以让这类书写绵延持续。许多的作家学者，都表现出对这一题材的迷恋:学者孙郁，在《十月》杂志与《南方周末》一直探讨着民国文人的趣味；学人靳飞，持续三年，在心中打磨他心中的文人张伯驹。谈起他们所钟情的民国人民国事，每个人的理由虽有不同，但是又暗含着共同的潜台词:在对中国的未来做出预设与憧憬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从民国的文化中寻找资源，嚼一嚼民国人物所留下的文化余根儿。

孙郁(文学评论家)对比民国文人的趣味我们都成了单向度的人

孙郁在鲁迅博物馆的办公室，充满了民国味。满目可见民国旧刊与书籍，新书在其中显得乍眼的新。他喜欢随手把玩一本旧书的纸质与装订线，然后说，看看那时的书多有人气，可以躺着看。去年到今年他陆续在《十月》杂志和《南方周末》写了一系列有关民国文人的随笔，涉及到新青年派、莽原、语丝、新月派、中国第一支考古队等各色文人，结集出版的书名已经想好，就叫《狂士们》。谈起他眼中的民国狂士，他的悠然神往几乎不加掩饰。不管是横眉冷对的鲁迅，还是被鲁迅痛骂过的闲适一派。在对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人做放大研究后，他在民国文人的不同团体中比对着他们不同的趣味，同时又体会着他们身上共通的气质。他因此感叹:那是我们现今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比如像邓以蛰这样的哲学家，同样会对书画鉴赏颇有研究；国学根底颇厚的吴承仕，业余还会打网球；徐志摩写新诗，家中唱的是青衣；齐如山改革京剧，借鉴的是欧洲话剧歌剧。“那时的中国正从晚清到民国，军阀混战，文人团体都在寻找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他们当时思考的问题、生活的情调和兴奋点和现在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文化处于过渡阶段时，最大的丰富性莫过于不旧不新又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所以那个时代的文人身上，会自然散发出那种松散的、自娱自乐的趣味。而这种儒雅、混沌、自然、悠然的文化状态，现在都被那种学科化的，非常条理化的东西代替了。现在的文人学者都各干各的，在自己的专业中打拼，但也因此成为被驯化的、单向度的人。这是看似现代化进程中最遗憾的事情。”

即使回到写作本身，孙郁也认为:当代作家的文字没有民国文人的文字禁看。“民国文人的文字中有王小波所说的‘情趣与智慧’，即使费孝通三四十年代所写的《江村经济》，文字也透着一种温润与儒雅，不像当今一些田野调查，语言只是一种传达工具。民国的文人即使写房契、家书，都是有韵味的，能让你领略东方人对世界感性的直觉魅力。他们的文章更多是功夫在诗外。像鲁迅文章为什么那么好，就是因为他看大量的美术书、外国书，还在抄古碑、校刊、音韵学等各方面花精力时间，而且在不同的文化领域，都能做到极处。”由民国文人说到民国文化生态，孙郁的最深感触是，那时候的多种文化都在自由生长，而且每种生态都有自己的文化高峰。而今天的文化人，即使在书写他们，也能感到那种无法抵达的力不从心。“很多文人大家的学问几乎不敢谈，我所能做的是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他们的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