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2日，一位中央领导到中山温泉宾馆视察。对着一片优美亮丽的新房子，霍英东跟他讲到住房问题：“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他一套房。怎么得了？职工分了房，又不是自己的。工作一调动就要搬走，死后更不能留给儿女。每人一套房是国家的沉重负担。国家和个人，两头都难做。这是计划经济最不成功的一个例子。”霍英东向他当面提出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建议。

霍英东的建议，直到1988年才被正式接受。当时人大通过决议，土地有偿使用期限，定为70年。

霍英东关于内地应搞商品房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建议，其实早就向政府提出了。1979年广州市副市长林西率领旅游工程考察小组到香港考察。2月2日，林西在给广州市委焦林义书记的报告中特别写道：“霍英东先生等建议，目前有许多侨胞都想在广州购买住宅给亲属，而国内限于资金、材料不足，兴建速度慢。建议在港筹集资金，进口材料，在广州兴建房屋，然后在港出售，国家赚了外汇，满足了侨胞的要求，又减轻了广州住房的紧张，本息用补偿办法偿还。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可取。”

可惜霍英东当时的建议如泥牛入海。林西等认为“可取”的东西，遇到巨大阻力。霍英东走得太超前了。

1988年3月人大正式通过70年土地有偿使用法案，4月海南建省，5月海南政府便传出与熊谷组合作开发洋浦的消息。但正式计划还八字没有一撇。1989年1月，5名老资格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公开指责洋浦租地70年给外商为“丧权辱国”的“新国耻”，是“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的“卖国”行为。随后在北京两会上更组织200余名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递交提案，反对“卖国”。于是，洋浦泡汤。处于海洋第一线，占有中国海洋面积2/3的海南省，就此错过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至今仍处于后发地区位置。海南轰动一时要成为中国最大特区的热潮，被冻结了。

任仲夷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到：1987年辽宁全省11个市、90多个镇，共有城镇人口1022万。解放30年来，共新建3200万平方米住房。人均只有3平方米，比建国初期的1952年少0.6平方米。

同一时间，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全国3.6，北京4.5、上海4.5、江苏4.7、广东4.6、河南4.2。有5个省在3平方米以下。跟世界水平比，差距更大。据国家建筑研究院情报所的资料，1975年前后的同一数据，罗马尼亚8，苏联7.1，日本10.4，法国13，联邦德国16，美国18。朝鲜也已经达到6。
任仲夷的上述讲话充分说明，住房状况非常困迫。不言而喻地，改革开放中的“房改”跟中国人关系极大；“土地有偿使用”对中国改革开放意义更大。

无论如何，霍英东的建议包含着巨大利益诱惑。对迟早要放下意识形态偏见的人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他的建议最终没有被卷走的原因。

霍英东关于土地有偿使用和搞商品房的建议，实际上到1989年之后，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才被接受。自此，土地使用权交易、土地批租和城市土地储备等一系列制度以及“楼花”方法正式从香港引入。土地要素被迅速市场化。由此才产生一波一波土地开发热潮，在内地改革开放中引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近20多年来，在对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跟市场化的动力相比；在市场化动力中，没有任何一项能跟土地与房产的作用相比。（据《南方周末》何博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