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红星》报关于遵义会议的报道，是目前唯一最实时的文字记载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红星》报对会议做了专门报道，长征专号第9期至第11期在2月10日至3月4日，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并刊载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和《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这些重要文献在及时传达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针的同时，及时传达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遵义会议的精神。

2月19日《红星》报所刊《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中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即张闻天）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一致确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认为过去在整个的反‘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没有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军事指挥基本处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一直到整个突围的行动中，还是继续着这一错误。这一错误路线的根源，是由于对政治形势之不了解，对敌人力量的夸大，对敌人堡垒主义的投降，以及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出发的。这一错误路线的恶果，是使中央主力红军遭到了相当的损失，中央苏区变成了游击区，使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这一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者是华夫同志与××（即博古）同志。干部会认为反对以右倾机会主义为根据的单纯防御路线，总结反对五次‘围剿’的经验，正是为着取得军事上或战略战术上的正确领导，以胜利的战斗来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我们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之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色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消灭敌人，完成党给我们的当前任务，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在创造云贵川新苏区任务之下，全部队的党委须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以身作则的领导战士进行地方居民工作，发展游击战争，以猛烈地扩大红军来扩大我们的力量，同时必须反对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和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领导之下，一定能够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和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取得战争与创造新苏区的胜利。”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当时在党和红军的报刊上公开报道党的“遵义会议”情况，传达党的“遵义会议”精神，以及部队指战员拥护党的中央政治局决议案情况的珍贵史料。对于研究党的“遵义会议”有着重要价值。

遵义战役后，在3月4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所刊《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的社论中，又再次指出：“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局扩大会反对了华夫同志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

三、《红星》报对一些重大战役的详细报道，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定居欧洲的华裔张戎与其外籍丈夫合作出版了《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作者在书中歪曲历史事实，声称红军飞夺泸定桥“纯粹子虚乌有”等等。然而历史的事实是无法篡改的，翻开发黄的《红星》报，我们看到了红军长征中血战的画面，找到了真实的历史。

（一）《红星》报真实地再现了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

1934年底，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贵州。1月15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68期集中报道了红军进入贵州以来的胜利消息和革命活动。在《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这篇“前线通讯”中，真实地报道了红军强渡乌江的作战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当我军进至蒋累河（即乌江）之线，黔敌的教导师两团，占领对河的高崖，企图配合薛纵队的追击部队，阻止我们前进和消灭我们在河之南岸。”为此，红军不怕一切险阻强渡过河。“第一次强渡的领导者是勇团（即第一军团第一师先遣团）三连连长毛正华同志，他率领三个筏子不顾一切牺牲，在敌火力射击底下奔杀而过。行至中流，因敌火力的威胁，同行的两个筏子被水冲走，惟有毛正华同志孤军奋斗，胜利的到达彼岸，被冲走的二个筏子不久亦自河的下游爬上来，此行计五人：毛正华、刘昌华、钟家通、温赞元、丁胜心。一登河的彼岸时，因众寡悬殊，不能遂行驱逐敌人的任务，困守于石崖下，忍饥挨冻，直至第二天，‘勇’团作第二次强渡尝试，二连连长杨尚坤同志带一机枪班一步枪班奔杀过河时，才发觉他们还在那里。这时，毛正华同志如虎生翼地一口气爬上山，拿起轻机枪一阵猛射，首即占领敌人主要阵地。但敌人犹不甘心，集结二营以上兵力作孤注一掷，向我们三班人实行反冲锋，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我们三班人的顽强抗战，终于稳住了敌人反冲锋，最后以五个连续炸弹，完全击溃敌人，夺取了敌人视为天险的高崖！”夺取乌江天险后，“蒋累河水流非常湍急，搭桥颇不容易，我们红色英雄王友才、羽辉明、唐占钦、赖采份等五同志此次为了迅速的架桥，不顾河水的冰冷，脱衣过水往返数次”。此外，该期《红星》报还在《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一文中报道了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名单。

（二）《红星》对遵义战役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军民鱼水情深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河，再次攻占遵义城。3月4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1期在《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一日克服桐梓遵义战斗经过》的标题下报道了这一战役的经过，并在《遵义新闻》的标题下同时报道了遵义群众庆祝红军胜利的活动：“遵义城的广大劳苦群众，听到红军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的消息，全城欢腾，更加兴奋起来，为着自己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县革命委员会已定于五日下午三时在第三中学举行盛大群众大会，庆祝红军的胜利和追悼为革命而牺牲的死难烈士。现已派人四出宣传，并布置会场，想明日开时必有一番盛况。”在《仁怀工农慰劳红军》一文中说：“我红军进到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他们说：‘红军在遵义桐梓的一切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红军是保护干（穷）人的军队，不拉伕，不派捐，不杀人放火，公买公卖，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干人的生活，不论王家烈周浑元怎样欺骗，我们还是全城开市，并且希望红军留在仁怀，解放仁怀的工农干人。’总政治部派了代表答谢了他们的慰劳，并详细说明红军的主张，随即把肥猪烧酒连同打土豪得来的东西，分给当地群众，并且抚恤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人民，欢声雷动，盛极一时。”

（三）《红星》报对抢渡大渡河的记载，重现史实

1935年5月30日，《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8期在《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的大标题下分别报道了红一团、红三团、红四团、红五团抢渡大渡河的经过。在“十七个抢渡的英雄”报道中指出：红一团是“此次担任经冕宁到大渡河的先遣团，他们自接到任务后，不顾任何疲劳与困难，每天总以最强的速度赶路，临到河边的前一晚，更以一百廿里的急行军，进行夜袭敌人，占领了渡口，夺获了船只，取得了渡河重要条件。”

“天险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比金沙还更厉害，同时对岸又有敌人一营兵力以上扼守，‘牲’部二连十七个同志争先恐后的自动报名过河，在模范的二连连长及支书领导之下，坚决首先强渡，他们一致把生死置之度外，不怕敌人火力猛烈，不顾水急的危险，至高的表现了他们阶级战士可敬可爱的铁一般的意志，火一般的热情，猛虎一般的勇猛，很沉着的逐着雪花一般的险恶狂涛，在敌人不断射击之下，强渡过河刚上岸就是一个冲锋，我们这十七个英雄，把敌人一营完全打坍，占领了重要阵地，取得了此次渡河第一步的伟大胜利。”

在《空前纪录的急行军》中报道：红五团“这次也是先头团之一，担任走越巂(今越西)的一条路，他们很坚决英勇的前进，很迅速的将越巂守兵一营大部消灭，胜利的占领了越巂，并且能以打破纪录空前未有的强行军，一天走一百六十里追击敌人，活捉越巂县长一名及反动分子多人，很迅速的向大渡河前进，牵制了很多敌人，使我们能胜利的渡河，模范的‘冲’部永远是模范。”

在《一个意志只要泸定桥》的报道中说：在红一团强渡胜利之后，“由于船只太少，我们又有占领泸定桥的任务，于是又派出了两个先头团沿大渡河的西岸向泸定桥前进。”还报道说：红四团“是西岸的先头团，他们用了坚决迅速的行动，打坍了途中的阻敌一营，并曾以最优秀的射击技能援助东岸的“胜”团与敌人作战，打死了敌人三百多。同时他们更用了急行军首先赶到了桥边。当他们到达桥边时，敌人数百扼守于桥东端，并已将桥板毁去一半，该团某连不顾一切攀着桥上的铁索，猛冲过去，把敌人吓得胆颤心惊连呼‘缴枪！缴枪！’此时在我们英勇无敌的红色战士的口中所呼出的口号是：‘不要你的枪！只要你的桥！’他们是为着执行强占泸定桥的任务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意志，就是无论〔如〕何要占领泸定桥，他们终于战胜了一切，他们是光荣的胜利了！”

在《一路打到泸定桥》的报道中：红三团“是东岸的先头团，他们一路都遇着敌人的顽强抗战，他们的意志也只有一个，就是要占领泸定桥，他们对着敌人就猛打猛冲，不怕敌人占据着如何的险要的高山与隘口，终敌不过红色战士的英勇□意志，他们仍然能够很快的冲破敌人重重的阻碍，达到了泸定桥。特别是他们牵制了许多敌人，给了‘勇’团（红四团）以很大的配合，与帮助，他们的胜利与‘勇’团是同样的伟大！”

通过这个报道我们可以看出，“飞夺泸定桥”是一个铁的事实，特别是“红军战士攀援铁索过桥”的史实更不容篡改。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少将。）

[评论] [写博客] [我来纠错] [好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