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九年，定每年演放红衣大砲之期。二十八年，定演砲之制。每年九月朔，八旗各运大砲十位至卢沟桥西，设枪营、砲营各一，都统率参领、佐领、散秩官、骁骑砲手咸往。工部修砲车，治火药。日演百出，及进步连环枪砲。越十日开操。太常寺奏简都统承祭，兵部奏简兵部大臣验操。各旗演砲十出，记中的之数。即于砲场合队操演，严鼓而进，鸣金而止，枪砲均演九进十连环，鸣螺收阵还营。三十年，定春操之制。每旗出砲十位，火器营兵千五百名。汉军每旗出砲十位，鸟枪兵千五百名。每佐领下之护军鸟枪兵、护军骁骑，每参领下之散秩官、骁骑校，及前锋参领、护军参领、侍卫等，更番以从。既成列，演放鸟枪，鸣螺进兵，至所指处，分兵殿后而归。五十年，定火器营合操阵式。八旗砲兵、鸟枪兵，护军骁骑，分立十六营。中列镶黄、正黄二旗，次六旗，按左右翼列队，将台在中，两翼各建令纛为表。
这一段提到康熙年间八旗军队在军事演习中的组成阵形，可以认为在实战中也是如此:“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砲兵，次鸟枪兵，次骁骑。”在四层阵形中，与火器有关的占三层，可见清军十分重视火器的运用。
认为清朝轻视、甚至敌视火器的人，往往引用雍正皇帝的一句话:“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这一句同样出自《清史稿志一百十四》，请各位来看出处的原文:
雍正四年，改定卢沟桥演枪砲为三年一次，均演一月。兵校等火药器用，由工部预储。五年，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七年，以直隶营汛多演空枪，通饬直省将帅，令各营以铅子演准。八年，刘汝麟建议，汉军应习步围。寻谕各旗兵于初冬行步围，每旗行二、三次，统以各旗大臣，步行较猎，侍卫、打牲人等，一律学习。九年，以八旗官兵未能精整，统兵各官，择不堪骑射者，立为一营，稍优者，别立一营。每营千人，勤加操练，化弱为强。又以兵丁重在步行，凡八旗兵给限一年习步，以日行百四十里为率，优者赏之。十年，以边陲用兵，操演加勤，免各旗轮班值日，专习骑射长枪。十二年，定八旗汉军骁骑演习鸟枪之制。春季二月为始，秋季八月为始，各习枪四十五日，本旗四翼仍合操二次。
这一命令是雍正五年下达，“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一句，显然意味着此时八旗士兵已经极其依赖火绳枪，甚至因而荒废了弓矢的练习。因此，可以说雍正皇帝重视弓矢，也可以说他不够重视鸟枪，但很难证明他对火器有轻视或敌视的情绪，在同一段原始史料中，可以看到这位强调弓矢练习的皇帝对火器的关注:雍正四年，皇帝命令工部主持火药制造和存储。雍正七年，皇帝接到绿营士兵在练习中放空枪的报告，通令绿营必须实弹练习。雍正十二年，皇帝规定八旗骑兵必须练习使用鸟枪，每年春秋各操练四十五日，共九十天。
在雍正皇帝在位的时候，还发生了两件与火器有关的事情。第一是在雍正元年，陕西人杨天纵担任贵州提督，为镇压当地苗族叛乱制造了许多不同规格的火炮，事后上报朝廷:“臣以己意制砲，大者曰靖蛮大砲，能及数里；小者曰过山鸟，攻远便捷。选兵送广泗行营听用，并调安笼、安南、大定、黔西、长寨诸营兵携砲赴凯里一路，分布进攻。”皇帝对其予以嘉奖。第二是雍正十一年，清廷有大臣建议准许百姓拥有鸟枪，当时的福建水师提督王郡坚决反对，他认为“民间不需鸟枪”，最后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
但是百姓是否因为禁令的存在就不能拥有火器了呢？并不是。《平苗纪略》记载了雍正年间，清朝在黔东南苗族地区通过武力“改土归流”的过程。根据《平苗纪略》的记载——
雍正七年二月，在剑河公鹅、鸡摆尾等寨“旬日之间刀、弩、长标、鸟铳、礮位、盔甲收峙如山”。六月，公鹅“缴献鸟枪、环刀、标枪、弩弓无数”。后在鸡呼党“获铁盔、标枪、铛牌无数”。鸡呼党一战之后，宜夭、腊鸟、交鸪、演农、交甲六寨便“旋缴枪86门，刀130口，标枪170根，弩12张，铁甲5领”。八年正月，“又陆续缴到鸟枪1495杆，标枪186根，弩弓1412张，刀151口，鸟机9位，子母礟1位，霸王鞭礟1位，铁盔9顶，铁甲17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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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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