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苏联对中东政策发生新变化，即:由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转为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苏联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不仅使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喜出望外，使其建国的愿望顺利进行，而且对此后中东政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就导致这一时期苏联外交政策转变的原因进行一些探讨。

一

俄国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903年列宁就指出:“犹太人的民族思想有明显反动的性质”，“它是和犹太无产阶级的利益对立的，因为这种思想在犹太无产阶级中间会造成一种敌视同化的情绪———即‘赫托’情绪。”①斯大林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并未改变，“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被形容为犹太人资本家利用来剥削犹太工人的一种反动意识形态，而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人民族之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倒退的，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背道而驰的”②。1928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仍持同样的态度，指出:“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资产阶级进行剥削和争取庞大权利的表现。犹太复国主义通过（英国的）委托统治和《贝尔福宣言》，同英帝国主义结盟，作为对英帝国主义给予它支持的回报，犹太复国主义已把自己变成zhenya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③。正因为如此，苏联在1929年和1936~1939年的阿拉伯人起义中站在阿拉伯人一边。1939年5月英国发表白皮书，犹太复国主义者转而反对英国，苏联对此表示欢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方面有所缓和，但总的立场未变。1947年2月苏联《消息报》载文，表示坚决反对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但到1947年4~5月，联合国召开巴勒斯坦特别会议时，苏联突然改变立场，表示支持关于巴勒斯坦的分治计划。5月14日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在联合国作了长篇发言，在谈及英国委任统治制度的破产时，他对犹太人在战时“遭到非常不幸和苦难”寄予同情。因此，不能无视犹太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他代表苏联政府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二元的、民主的和同样性质的阿拉伯—犹太国。”如果这一方案不能得到实施，就应考虑“把巴勒斯坦分成两个独立的自治国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拒绝考虑或否定犹太人有实现这一愿望的要求和权利“将是不公平的”。④1947年9月16日，联合国召开讨论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会上，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专设委员会提出了3个解决方案:一是结束委任统治；二是对巴勒斯坦实行分治，但从1947年9月起有2年的过渡期，期间仍由英国代管；三是经过2年过渡期后，成立联邦国家。在就上述3个方案进行表决时，美国赞成巴勒斯坦分治，苏联也赞成这个方案。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大会于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

1948年5月15日，当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宣布成立以色列后不久，苏联即予以承认，并于5月26日在以色列设立了大使馆。此后还多方支持以色列。1949年5月11日，在苏美的共同支持下，以色列被联合国正式接纳为成员国。苏联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为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分治方案铺平了道路，正如梅厄夫人所言“事实依然是5月18日苏联承认以色列对我们有巨大意义，它意味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一起支持犹太国家”⑤。但苏联也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它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不论在官方或在公众中间都一落千丈”⑥。

二

苏联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之所以转变，首先和苏联的全球战略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改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苏联外交战略的中心从战前的单纯保卫自己的安全转向主动扩大势力范围。而中东地区是苏联的“利益”所在，正如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所说:“这一地区在苏联的安全范围之内”⑦。从地缘政治看，中东地区接近世界“心脏地带”，是欧亚大陆的接合部，同时又将“心脏地带”与“世界岛”非洲大陆连接起来，中东在苏联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特别是二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核武器、超音速喷气机和中远程导弹的使用，使地球变得更为狭小，中东作为“全球要冲”的战略地位更为突出。重返中东成为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基本出发点是致力于迫使英国势力的完全撤出⑧。

自19世纪以来，俄英就是争夺中东的一对敌手，但后者在争夺中一直占有优势，长期控制了中东地区。二战后，虽然英国的力量受到削弱，但英国统治集团仍把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势头作为其头等重要的任务，其中包括封锁苏联通向地中海和波斯湾的出海口，积极在苏联周边组成反苏军事联盟。因此苏联视英国为最主要的敌人，千方百计削弱英国在中东的传统势力。战后英国对中东政策的目标是“争取阿拉伯人的支持，来建立以英阿联盟为基础的中东新秩序”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无疑是打击英国在中东，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的势力，打破帝国主义的围堵政策，并能够把自己的势力深入到中东的绝佳机会。于是“苏联为了它的战略目标，而放弃了对阿拉伯人的支持”⑩。可见把英国赶出中东并乘机使自己的利益渗入该地区是苏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关键因素。同时，斯大林在二战后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藏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平稳地和平衡地前进，而是要通过危机和战祸”。二战后出现的人民革命形势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11)，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复国运动“使动荡不安的局面加剧，而在苏联看来，这种动荡正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个症候”(12)。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纳入其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