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将近三十年时间里，也许很少有哪个政权能像伊朗一样，在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两个阵线上如此长久地与美国抗争。今天，美国与伊朗之间尖利的对抗仍在继续，这种对抗时常表现为对道德高地的争夺。多年来，双方都将对方描述为世界上罪恶的渊薮。在这方面，我们既可以想到是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邪恶轴心”论，也可以想到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对他的反唇相讥——“我们不久就会把你拖上万国设立的审判席”。

虽然伊朗与美国一样痛恨阿富汗的塔利班、在世界各地捕获的恐怖分子中极少有伊朗公民、9·11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德黑兰的大学生便为遇难者举行烛光守夜，但美国媒体仍将它描绘为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和中东混乱的祸首，而将伊朗人与“盲目反美”、“极端”联系起来的俗见，也常常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公众，损及伊朗的国际声誉。但公允地说，这样的看法也是所来有自——在伊朗人的示威游行

和群体宗教仪式上，常有不绝于耳的“美国去死”的厉呼。

我们常常为历史的相似性深感震惊，而当前的事件也会为历史重复自身的特点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即援引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话说，所有的非希腊人生来都是奴隶，尤其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的“亚洲人”，并将此讲授给他的学生、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显然，在那个波斯帝国统领西方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亚洲人是波斯人——现代伊朗人的祖先。而波斯人对于偏居世界一隅抗拒天威的希腊人，也是投以鄙视的态度。不过最终这样的态度遭到了历史的嘲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之后，建立了一个更广大的、包囊环宇的帝国。不过幸运的是，他不仅未将波斯人全部掠为奴隶，而且为其都城波斯波利斯的建筑精妙与文采风流折服。

从古老的时代起便有一种论调:波斯人之于希腊人，正如自古以来侵袭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之于汉人一样，是一种定义自身反面的存在。所谓雅典民主政体与东方专制的敌对，张扬个人自由与遵从集体理念之间的差别，尊崇哲学、理性、思辩与固守愚昧迷信之间的歧异，均令欧美右翼史家将希腊描绘为捍卫西方文明的东方堡垒。甚至据认为，东西方不同的作战方式也反映了气质上的迥异——希腊人的枪矛代表浪漫主义的个人勇力，而波斯人的弓箭反映东方的实用与精明。而根据右翼史家的诠释，当前传承了希腊文明的美国，与伊朗的对峙似乎是重演了古代希波战争的一幕，只不过力量对比的平衡已大不一样。但这种简单化的分析，是将纷扰的历史真实缩略为一种粗率的二元对立的概念，它夸大了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相互的影响与共同的源头。希腊固然有民主的传统，但世界上最早有关人权的文件，却是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士颁布的 《人权宪章》。当希腊人敌视异族时，波斯君主维持在宗教与民族方面的宽容。而反驳前述粗糙论点最有力的论据也许是，希腊与波斯同属古代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世界，其交流与融合的历史之久远超希腊与西欧。在古代希腊人和波斯人追问人生的本原、跟踪星辰的轨迹、研究代数与运算法则时，英美人的祖先盎格鲁－撒克逊人还在遮天蔽日的条顿森林里赤身游荡。而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若没有伊斯兰世界学者的翻译，亚里士多德等希腊人的著作也许早已湮灭无存，光华绚丽的文艺复兴更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