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已过去数月了。但我仍难忘记那瞬间逝去的172条鲜活的生命。

2007年8月17日，山东新汶地区突降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使柴汶河大涨，冲垮了河堤。洪水通过煤矿用于井下水砂充填的废弃砂井，以50立方米/秒的流量渍入华源矿业公司煤井，顷刻间就夺去了井下172名矿工的生命。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考虑到，这是一场自然灾害造成的意外事故，没有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也就是说，死这么多人，却居然无人为之担责。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处理结果，倘那172名矿工地下有知，他们能安息吗?

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中南海怀仁堂里，周恩来总理正设宴款待印度总理。当两国总理举起酒杯时，忽然断电了。好在电灯很快又亮了，两国总理还是碰了杯。这只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件，所以宴会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到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像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不料，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发出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这些负责人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哈欠不断，浑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了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怀仁堂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会议立刻紧张起来，人人都绷经了神经。只见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当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有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呢?陈只好答道：“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一句话使得严肃的周总理也笑了。会议气氛才有所缓和。其实，周总理怎能不知道陈家康是没有责任的呢?只是在他看来，一个事故的发生，决不是孤立的。是一连串看似无关实则相关、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环节上积聚的应力之合力的结果。一些部门即使不是直接责任者，也脱不了间接的干系。只有各相关部门都加强责任心，谁都不敢懈怠，才可防微杜渐，使事故的发生率减到最低最低。

现在，再看看华源那场吞噬了172条生命的特大矿难吧。井下有超常多的矿工，矿井的逃生设备又如此落后老化，以致当灾难来临之际，未能多逃出一些矿工，难道公司管理层就没有责任?超层越界的挖煤现象和保安煤柱的缺失未被及时发现、制止并补救，以致出现这样特大的透水事故，难道地方安监局就没有失察的责任?再假如，地方政府负起责任，管理井然有序，村民们乱采砂烧砖的行为怎么会得不到有效制止?制止了乱采乱挖，就不会形成老空区，形成大面积的沙坑和低洼区，即使有百年不遇的暴雨，洪水又怎么会顺其势而流入矿区?假如预警机制和防汛体制十分健全，河岸河堤承载能力较大，即使柴纹河水突然暴涨，也不会突然决口，而给人们保卫大堤留下宝贵的时间，这一切的一切，还会发生吗?……

“人人都没有责任”的事故，其实就是领导者的责任。韩国的一个什么大桥垮了，死了若干人，韩国总理有什么责任呢?可他照样得引咎辞职。因为他明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总得要有人为之担责，才能使后继者不敢掉以轻心。再如，像云南那样接壤金三角的省份，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了148个吸毒者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可正因这148个吸毒者没有引起当时政府的高度重视，才成为中国艾滋病的源头，引发了近70万艾滋病毒的感染者，时至今日，即使耗费了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能否有效遏制还是个未知数。(见2007.11.30《华商报》)为什么不在事情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及时遏制它呢?因为政府“见事迟”。为什么“见事迟”呢?现在人们一说起来总是怪体制有问题。这当然也是对的。但相当多的原因恐怕还与责任心不强有关系。不能说体制未理顺前，就可以懈怠。这实则也是一种懒政思维。正因为体制不顺，才更要加强责任心，宵衣旰食，勤政为民，克服体制的阻力，把事情办好。如此，即使体制一时还未理顺，也是善政。想一想，周总理在“文革”时，那是一个怎样恶劣的政治环境啊，也没有谁敢在工作上推诿扯皮、怨天尤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