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怎样问责的
2008年01月31日 09:21《党史文汇》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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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过去数月了。但我仍难忘记那瞬间逝去的172条鲜活的生命。

2007年8月17日,山东新汶地区突降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使柴汶河大涨,冲垮了河堤。洪水通过煤矿用于井下水砂充填的废弃砂井,以50立方米/秒的流量渍入华源矿业公司煤井,顷刻间就夺去了井下172名矿工的生命。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考虑到,这是一场自然灾害造成的意外事故,没有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也就是说,死这么多人,却居然无人为之担责。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处理结果,倘那172名矿工地下有知,他们能安息吗?

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中南海怀仁堂里,周恩来总理正设宴款待印度总理。当两国总理举起酒杯时,忽然断电了。好在电灯很快又亮了,两国总理还是碰了杯。这只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件,所以宴会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到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像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不料,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发出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这些负责人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哈欠不断,浑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了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怀仁堂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会议立刻紧张起来,人人都绷经了神经。只见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当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有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呢?陈只好答道:“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一句话使得严肃的周总理也笑了。会议气氛才有所缓和。其实,周总理怎能不知道陈家康是没有责任的呢?只是在他看来,一个事故的发生,决不是孤立的。是一连串看似无关实则相关、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环节上积聚的应力之合力的结果。一些部门即使不是直接责任者,也脱不了间接的干系。只有各相关部门都加强责任心,谁都不敢懈怠,才可防微杜渐,使事故的发生率减到最低最低。

现在,再看看华源那场吞噬了172条生命的特大矿难吧。井下有超常多的矿工,矿井的逃生设备又如此落后老化,以致当灾难来临之际,未能多逃出一些矿工,难道公司管理层就没有责任?超层越界的挖煤现象和保安煤柱的缺失未被及时发现、制止并补救,以致出现这样特大的透水事故,难道地方安监局就没有失察的责任?再假如,地方政府负起责任,管理井然有序,村民们乱采砂烧砖的行为怎么会得不到有效制止?制止了乱采乱挖,就不会形成老空区,形成大面积的沙坑和低洼区,即使有百年不遇的暴雨,洪水又怎么会顺其势而流入矿区?假如预警机制和防汛体制十分健全,河岸河堤承载能力较大,即使柴纹河水突然暴涨,也不会突然决口,而给人们保卫大堤留下宝贵的时间,这一切的一切,还会发生吗?……

“人人都没有责任”的事故,其实就是领导者的责任。韩国的一个什么大桥垮了,死了若干人,韩国总理有什么责任呢?可他照样得引咎辞职。因为他明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总得要有人为之担责,才能使后继者不敢掉以轻心。再如,像云南那样接壤金三角的省份,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了148个吸毒者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可正因这148个吸毒者没有引起当时政府的高度重视,才成为中国艾滋病的源头,引发了近70万艾滋病毒的感染者,时至今日,即使耗费了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能否有效遏制还是个未知数。(见2007.11.30《华商报》)为什么不在事情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及时遏制它呢?因为政府“见事迟”。为什么“见事迟”呢?现在人们一说起来总是怪体制有问题。这当然也是对的。但相当多的原因恐怕还与责任心不强有关系。不能说体制未理顺前,就可以懈怠。这实则也是一种懒政思维。正因为体制不顺,才更要加强责任心,宵衣旰食,勤政为民,克服体制的阻力,把事情办好。如此,即使体制一时还未理顺,也是善政。想一想,周总理在“文革”时,那是一个怎样恶劣的政治环境啊,也没有谁敢在工作上推诿扯皮、怨天尤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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