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主持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常常讲到“外交无小事”。的确，外交工作事关国家利益，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容不得任何的大意和疏忽。在新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中，也曾有过一些因工作失误造成的事故，发生在“文革”期间的“雅典事件”，就在当时的外交界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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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与希腊王国是在1972年6月建交的。中国派驻希腊的第一任大使是周伯萍(1973年3月至1975年6月)。为了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外交部决定于1973年邀请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访华，邀请信由周大使在3月赴任时带去。周大使到雅典后经与希腊外交部几度磋商，确定访问时间为5月的下半月。5月7日中午，周大使赴希腊外交部进一步落实具体计划，结束后已经是下午1时许。在返回大使馆的途中，看到附近街道的警车要比平时增多，表明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回到使馆官邸，周大使便让翻译去查看一下请帖。碰巧那天值班的同志刚刚学习英语，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一张请帖，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个字母是K，他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的请帖，也没有注意到日期是第二天的中午。他见翻译匆匆回来，就随口问到是否是刚从科威特使馆的招待会上回来。这一问不打紧，翻译却因此认定刚才在途中所见到的情况，就是因为科威特使馆在举行国庆招待会。他赶紧看了一下请帖，也没注意日期，只看具体时间是12点到1点半，离散场只有十分钟了。于是赶紧扔下请帖，匆匆忙忙去报告周大使，说是科威特大使馆在举行国庆招待会，有请帖邀请大使参加，他忘记登记，出了岔子，而时间只有十分钟了，问大使怎么办?周大使一听也很着急，想到科威特大使馆就在附近，于是决定立即赶去。当时连服装都来不及换，周大使便和翻译仓促登车前往。

按照正常的办事程序，大使外出参加活动，翻译事先应该将请帖送大使过目，并报告有关部门情况。没有去过的地方，还应与司机一道先去探明道路。由于当时匆忙，周大使没有索看请帖，也没有问翻译和司机是否认识路。事实上，科威特大使馆在中国使馆的西北，翻译和司机也从未去过，并不知道方向和地址，只知道距离很近。而在中国使馆的东南方向还有以色列的外交代表官邸，这个情况也没有人知情。当时翻译和司机都以为东南方向车辆往来很多的地方，就是科威特大使馆，于是根本没问路，只顺着警察的手势走。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入了以色列外交代表的官邸。众所周知，当时中国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不承认以色列，而且在以阿之间的冲突中，采取的是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由于周大使刚到希腊不久，科威特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和以色列的外交代表他都没有见过，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就是科威特大使的临时代办，一下车就急急忙忙与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迟到的原因。当时在场的一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看到中国大使感到很诧异。就上前来问周大使到这里来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了以色列?因为记者所说的“这里”是指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翻译自然也不太明白该记者的意思，就将“这里”翻译成雅典。周大使于是把这一很不寻常的提问当成了是记者在无故挑衅，便简单说了两句予以顶回。当时他们也注意到记者的表情很迷茫，但都不再理会，与正要离去的荷兰、墨西哥、乌拉圭等国大使略事寒暄后，便与以色列代表告别，匆匆返回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