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就向“官国”开炮

早在1944年11月，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就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毛泽东看来，骄傲，就必然脱离群众，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会贪图享受，骄奢淫逸，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屡遭失败的覆辙。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要防止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的警示，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重申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毛泽东上述基于对党的事业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学预见，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具备的一种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是共产党员保持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本色、拒腐防变的长鸣警钟。

毛泽东的一生，是争取人民主权、捍卫人民主权的一生。他萦萦于心的是天下的苍生，最痛恨的是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知道，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所固有的特征。这是因为剥削阶级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拼命维护他们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借助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实施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使国家日益成为脱离社会的机关。这种国家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官僚与社会的对立和分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现象消失了，主权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须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还难以达到直接地、普遍地参加社会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权力是通过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实现的。这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就直接关系到这个政权的性质。同时还要看到，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旧制度一起被埋葬掉，它会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并影响着人们。像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统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遗毒根深蒂固，这不能不是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以复活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正是谢老称之为“官国”的传统习惯势力的根源所在。所以，毛泽东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他说，官僚主义作风，“就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生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