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左)、蒋彦永(中)与李锐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很多情况下是将被改造者推到消灭肉体的边缘来实现的：从肉体上摧残那些胆敢持异见的人，使他们在饥饿和非人的生活环境中丧失思考的能力，丧失做人的尊严，成为行尸走肉，以此根除思考的危险，得以实现思想的大一统。这在有些人身上确实达到了“彻底改造”的目的。我的母亲范元甄，就是最好的例子。

母亲那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下放到青云仪器厂的热处理车间当工人（是体力劳动相对较轻的工种），平时住在工厂。刚刚两岁的妹妹全托在“六一”幼儿园，我在通县的小学住校，哥哥则由老阿姨照管。用父亲的话说，此时母亲不但要“领导家中四个人，还加上乌苏里江西岸一人”（1960.4.23），要给父亲找全国粮票，买东西，转关系，这些无疑是要看人冷面孔的事；自己在单位还要劳动，接受批判、审查，确确实实让她吃不消。

“同住的两对青年夫妇搬来没有？还相容吗？”（1960.5.25）父亲在信中问母亲。我家原来的单元是5间住房，大客厅是由两间屋打通的，又从隔壁的单元挖过来一间做父母的卧室。父亲去北大荒不久，水电设计院即分来两对新婚夫妇，占去我家单元内的两间。原先隔出的一间屋子，此时也还上了，这样我们一家5口住打通的一大间客厅。但是厨房、厕所是3家9口人共用的，尴尬窘迫，可想而知。母亲与其中一对相处还好，另一对中，女的很厉害，母亲与她针尖麦芒。母亲的生活条件此时与父亲相比仍是在天上，但精神上，对她这么一个原本就很别扭的人，这种情形不啻是地狱般的折磨。母亲的个性，在平时都是永远的不顺，这时就可想而知了。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她那时为何开始拿我当出气筒，有时接到父亲的来信，会疯了一样地写出上百字的离婚信，逼着阿姨去邮局按电报发走；邮局拒绝发这样长的电报，她就逼着阿姨一趟趟地再去。父亲是“以最大努力迎接考验，并胜利一关一关通过”（1960.4.25.）的精神准备着应付一切，母亲则是万难做到了。

在接到母亲的离婚信后，父亲简短地回了一信，说离婚现在不谈，待我回来后再说。之后两人的通信就完全中断了。自那以后，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她在接下去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父亲所有的朋友，凡有外调，她一律揭发，不管是自己的熟人还是朋友。记得大概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突然醒悟，完全理解了母亲那时的难处，原谅了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对我过分的辱骂甚至毒打，希望能与母亲亲近些。但是，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