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铿(下排右一)、唐德刚(下排中)等人在一起

1947年8月11日，我军取得了强攻苏北盐城的重大胜利，在残敌投降的盐城中学的土圩子里，我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的记者，与另一位记者陈清伦，在圩内搜集敌人的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零星报纸。在当年7月29日的《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居然刊登了《孚中暨扬子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的消息，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了3亿8千多万美元，占国内同期售出外汇的88％……

这使我们很纳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我们的口头禅，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怎么也骂起宋子文、孔祥熙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百思莫解，只有把这当作一个谜，待日后再探究吧！

1949年4月，强渡长江，南京解放。我从《中央日报》我方地下党的同志和一些想方设法坚决留在大陆而拒去台湾的报社工作人员口中，才摸清了这档子事的原原委委。

原来那时《中央日报》的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陆铿，是个直性子，外号“天声”。他曾受肖乾引导，做了新闻工作。他主张“先日报，后中央”和“新闻第一”。1947年夏，孔祥熙、宋子文以“扬子”和“孚中”两公司的名义，向中央银行结汇3亿8千多万美元（当时美元与黑市价相差十多倍），从国外购买禁止进口的汽车、无线电器材等，运到上海抛售，牟取巨额利润。当年5月，在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上，素有“黄大炮”之称的贵州籍参政员黄宇人为此开了一炮，并吁请当局从速彻查，惊得与会参政员都面面相觑。在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上，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俞鸿钧答复这一质询时，开口闭口都是“最高当局”的“意思”和“指示”如何如何，驴唇不对马嘴。这使得当时在会上采访的陆铿非常气愤。他一回到《中央日报》，就布置全体记者，集中全力设法搞到这一案件的全部材料。最后终于在青年党人陈启天主持的经济部里，将财政部和经济部的调查报告，连骗带偷地弄了出来。他随即发动好几个记者、编辑加紧誊抄，连夜派人将原件送还经济部商业司司长邓翰良。第二天，即1947年7月29日，《中央日报》第四版头条就刊出了那样的消息。这立即引起了中外轰动。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都纷纷转载；外国驻南京的记者也将这个消息传到国外。宋美龄为此大耍美女之威风，一定要蒋介石追究责任，否则就和他离婚。

当天下午，蒋介石就在黄埔路的“官邸”，召集紧急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泼口大骂“娘希×”，一定要追究责任。同时，老蒋和他的“智囊”们还作了各种分析研究：这是个人的职业冲动，还是政治图谋？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是共产党人在其中捣乱？当时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主笔陶希圣判断：可能是尾大不掉的陆铿等人的职业冲动而胡干的。但老蒋不相信，决定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惟果和副部长陶希圣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的名义，直接找陆铿弄清消息来源，然后再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