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和日本的漫长的历史关系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从古代到现在，日本在处理它自身在政治层面到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如何处置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关系到日本自身的命运。近百年来，作为日本国家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国际战略的基本主题，无论是“脱亚入欧论”也好，还是“亚细亚主义”也好，其核心就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日本战败以来，正好满了60年一个“甲子”周期。在这样一个大周期中，日本人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

有人问，到底什么是日本人的“中国观”呢？我觉得所谓日本人的“中国观”，主要指日本人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中，即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对中国的一种“认知状态”，它至少是由3个层面组成的：

第一层面，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认知状态”它主要是散布在人的“心理层面”上。比如20世纪50年代有日本知识分子这样表述“我实现了我的目标——到中国去！我要实现我的追求——创造一个如中国这般自由幸福的日本！”而到90年代，日本又有知识分子说，中国与日本在“地理上很近，而心灵上很远”。这两种不同的表述都是一种心理认知的感觉形态。

第二层面，它可以提升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比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认为“反省战争罪恶，是日中友好的基础”，而“发展与加强日中友好，是日本争取民族独立和实行民主政治的保障”；而90年代以来，在某些社会层面中又强力地宣传“中国威胁论”。这两种不同的表述都是由不同的心理认知感觉提升表现为社会特定群体共同的意识形态。

第三层面，则是在上述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聚合的“能量”发生“强弱势态”的变化中，它可以转化成“行动激情”。比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在“原罪和反省”的中国观念的推动下，日本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把在战争中抢夺的中国文献典籍归还中国，认为自己身背着“无法无天的罪恶”，而当前典型的“行动激情”，就是日本国家行政首脑参拜靖国神社。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假如我们要关注中日的关系，要研究东亚的局势和世界的走向，就要把住“日本人的中国观”这个“脉”。不真切地把握有关层面的“中国观”，我们就会瞎子摸象，以“自我感觉”替代“事实真相”，以“激情”替代“理性”，以“一个群体的局部”替代“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本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的立场，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一直关注着当代日本社会文化思潮状态，特别关注其中的“中国观”的状态。

我只是站在一个比较文化研究者的立场上谈论我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日本，我所体验到的日本和观察到的日本，当然也有我在多种文献上著作中所读到的日本，从中归纳出日本社会主流层面对于中国的“认知观念”，希望为有兴趣的各位提供若干线索和我的思考。

我们知道，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成是取决于很多种社会因素的，按照比较文化论的说法，它具有多元跨文化的“文化语境”。就“日本的中国观”来说:①它首先取决于日本国内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态；②取决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生存地位；③取决于日本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关系；④取决于他们所判断的中国国家状态；⑤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关系的理解；⑥取决于日本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中的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