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1号，“红砖楼房，林木葱郁”，闲置多年后最近被装修一新。这栋麻金墨夫人1911年捐建的二层小楼已有近百年历史，先后有多人在此居住，但在中山大学人的心目中，它真正的主人似乎只有一位。

2009年10月25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辞世40周年纪念大会”在中山大学小礼堂举行，能容纳200余人的小礼堂拥挤到难有落脚之地。听者中既有学生，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中几乎所有人与陈寅恪并不相识，但都深知这个名字承载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抱病去世，这位历史大师在康乐园内度过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

求学:留学16年一个学位都没拿

陈寅恪家学渊源深厚。祖父陈宝箴，堪称“经世致用”之材，担任湖南巡抚时，他推行新政，锐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认为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圆明园起火时，陈宝箴正在酒楼饮酒，遥遥望见火光，怒火满腔，捶桌号啕，“旁座者都为之动容”。寅恪父亲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

陈寅恪1890年生于长沙，时为光绪年间，正值乱世。“十几岁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终日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旧学基础既立，后来虽留学欧美，研读西学，却未被真正洋化。

学生许世瑛在《敬悼陈寅恪老师》写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长衫、长袍、马褂，成为陈寅恪毕生形象的写照。

些许便宜面包 图书馆里度日

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

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

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教授:“教授的教授”在战争中颠沛流离

1925年秋，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先后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国的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清华国学研究院迎来“四大导师”的最后一位。时年陈寅恪仅37岁。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过，随着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国学研究院解散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

这几年，陈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难得的几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的沦陷，让事业家庭两顺的陈寅恪开始颠沛流离的转徙生活。陈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长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从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昆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临时合作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授课。

1939年春，牛津大学拟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闹病，便于暑假离开昆明经河内到香港，准备全家赴英伦，但因旅费难以筹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遗憾未能成行。

此后，陈寅恪在广西大学授课期间，曾冒被轰炸的危险经湖南衡阳到粤北石坪，在迁至该地的中山大学讲学数日。他应该不会想到，这只是自己与这所大学缘分的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