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在贺晓明的回忆里，父亲是一个恬静、安详的老人，革命工作多年，虽是位高权重，却仍然朴实如初。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贺龙的晚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那场，另人们至今胆寒的十年动荡岁月。

1965年12月，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本以为是讨论战备问题，到了会场，他才知道，要解决与他公事多年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问题。

贺晓明:就是在文革之前，有个上海会议。在那个上海会议上呢，当年叫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有什么问题呀？罗瑞卿不是平反了嘛，平反了嘛。都是被诬陷和诬告了。还是叶群跑到杭州去找主席，哇啦、哇啦讲了五六个小时吧，都是讲罗瑞卿这么啦，这么着、这么着。所以毛主席就说，那上海开个会吧。所以呢，我爸爸和这个会的精神是对立了，对立了。

解说:上海会议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贺龙也多次对人表示，不相信罗瑞卿有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贺晓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因为这个老要表态，你对罗瑞卿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怎么。老要表态，所以他很烦。那个会议开得还是比较高压的，也不痛快。开完会以后，血压高。血压高呢，总理说，那你就去休息吧。他就到广州了，从广州以后，他就到渡口，到三线去。他看，他管国防工程建设，他就去那去了，所以在他的照片里，有一张照片，就是在渡口，有一个建设的有一个沙盘，他那两个手这么扶着在那个沙盘上。我看那个属于最后一次微笑。

解说:贺龙考察三线建设，回京后不久，十年浩劫开始了，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横空出世。打倒“彭罗陆杨”的调幅四处飞扬。

贺晓明:他愿意工作，他不愿意搞那些事情。所以这个回到北京以后，这个文革的那个节奏和那个气氛，就越来越足。越来越足，我认为他是越来越跟不上形势。那个形势是属于一个不正常的形势，他跟不上。所以他第一次跟不上，就是刘少奇，少奇主席。

当时就是党内的另一个司令部，而且呢，还弄出来，这些造反派，还弄出来百丑图，就把这个中央一级的干部群体，都全部丑化。他对这个非常反感。

解说: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问题，贺晓明记得当时在家里，贺龙曾经和其他几个老同志一起，议论应当如何约束造反派的行动。贺龙提出，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贺晓明:他在家里，那时候中央在开会吧，有王任重，还有李井泉，还有他。他们三个人都在说这个情况，三个人说完以后呢，说我们这个还是要向中央要反映一下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嘛。党内、党外要有区别的，这样不太好。

然后呢，我爸爸那时候就让我妈妈到人民大会堂，总理在那办公，就向总理去反映他们的这个意见。那时候我妈妈是我爸爸那个办公室主任。所以她就按照他们三个人，就是我刚才上面说的那个情况，就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也很认真，在那个本子上把这些意见都记下来了，而且还反复问我妈妈，订正说，贺老总是这个意见吗？说是啊，说这是他们的意见，说内外要有别。结果呢，向总理汇报完了以后的第五天，就出来那个“炮打司令部”了。他太跟不上趟了已经，他看不懂，看不懂是怎么回事。

解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邓的名，会议越开上纲越高，贺龙也要棘手的“表态”问题。

贺晓明:这个完了以后，中央开会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刘少奇的问题吧，主席就说，贺老总啊，说你那个，你表态了吗？然后他这个人，是不会说假话的。他说报告主席，他说我上不去纲啊，他真是心里就这么说，他说我上不去纲啊。他说我不会再说那些很时髦的那些话，主席当时也没说什么。这就是他对文化革命那个反应，就是这样。后来打倒的干部，就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那个时候他那个感觉，说怎么有点像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啊。他认为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那也晚了，那他被关起来了，也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