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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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能胜利,解放战争能在1948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使中间派人士对其丧失了信心。

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后，国统区内的民主政治团体不复存在。一些坚持民主信念的知识分子，运用他们掌握的报纸、刊物，继续同国民党的统治进行抗争。当时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两家:储安平主持的《观察》和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

储安平的《观察》周刊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他们大多数有留学欧美的背景。虽然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各有不同，但却信奉“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基本立场。他们没有党派，被称为“自由思想分子”或“民主个人主义者”。

与民盟等积极参政的做法不同，这些“自由思想分子”尽可能地模糊“政党”或“组织”的概念，表示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都是个人行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也不偏袒国共任何一方。他们希望能走第三条道路，将中国引向民主。1948年1月10日，萧乾为《大公报》起草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明确表达了这个立场:

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调，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

这个立场是否太理想化了？在当时国共尖锐对立的状态下能做到吗？这种“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空洞，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如同毛泽东所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毛泽东的分析，一针见血。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后复刊的《观察》第6卷第1期上，回顾了自己在国统区办刊的经历，反省道:

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走怎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内心是空洞的、彷徨的。我们有理想，但是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

这种矛盾的心理集中体现在储安平的代表性论文《中国的政局》中。“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思想使他对双方都不认同，对国民党是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则是充满疑虑。他写道:

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苦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思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冥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

这反映了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真实立场。他们一边在批判现实，一边在探索中国的出路。至少在1947年，他们自信有能力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这就是走“第三条道路”。从政治立场来说，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自认为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人民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改革，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必能安定中国。然而，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高压，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种种变化。他们一面同国民党作斗争，一面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他们自己也经常争论，在作不同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