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

周佛海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鹿儿岛上学之后，实际上即与党的组织脱离关系，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佛海可以选择两个学校，即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为何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呢？他说:“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排斥，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以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1921年夏秋，周佛海在上海及长沙、汉口、安庆一带活动的情况，在鹿儿岛留学的中国学生，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当周佛海回到鹿儿岛之后，警察便暗中对他进行监视。不仅如此，连他的老师门胁先生也警告他，要他注意，停止一切有关共产党的活动，否则，有被开除的可能。

警察的监视，老师的警告，开除学籍的威胁，确实使周佛海极为惊恐。他之所以参加组织共产党，其本意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的野心，即将来能成为列宁、托洛茨基式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他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开除的话，不仅成为“领袖人物”不可能，连饭碗也会没有了。于是，他便“老老实实的用功”，不从事一切政治活动了。

对于周佛海来说，监视与威胁不仅仅来自鹿儿岛警察局，而是日本政府。当他乘火车由鹿儿岛抵达京都车站，一下火车时，京都的便衣警察，就迎上前来，问他是否是周某人。这说明，他一直在警察的监视中。当他从鹿儿岛动身的时候，当地的警察便通知了京都的警察。因此，他在大学学习的几年时间，每日过的是图书馆生活，连午饭都是带干粮去吃，其他的事，则一概不闻不问。

周佛海停止党的活动以至脱离共产党的第二个原因，便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拉拢引诱。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推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戴季陶、谭延闿、邹鲁、谭平山、李大钊、王法勤、于树德等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一届一中全会上，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被推为常务委员，戴季陶还兼中央宣传部长。

中央党部成立伊始，急需人才，尤其是宣传部，更需广泛招揽人员。当时周佛海虽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他与戴季陶之间有着长时间的友谊。因此，戴季陶在接任宣传部之初，便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的秘书。当时的周佛海，已是大学三年级，转眼大学即将毕业，面临着回国谋求职业的严峻局面，真是焦急万状。周佛海曾回忆当时的心情，他说: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周佛海的这段话，把他当时急切的心情和内心世界，作了活灵活现的描述。他说，当时他虽然用尽心思，但是仍然想不出谋求理想职业的出路，但是却从天外飞来一个意外的机会，很轻松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他说的意外的机会，就是收到了戴季陶要他到广州任宣传部秘书的来信。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