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心情还不算太糟糕（南京临时政府没钱的日子也很难过），更没有认为革命失败。在南京同盟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孙中山明确表示：“解职并不是不理事，而是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世凯去尝试，而自己则想致力于民生主义事业。如此一来，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到实现了。

在解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在几个月间，孙中山和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最感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联为一体；6月中旬，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并不辞辛苦的向各界宣传他的筑路主张。

在七月份后，北京的政局屡现危机，为了调停党争并稳定当时的局势，袁世凯向孙中山和黄兴伸出了橄榄枝，邀请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前来北京晤谈，共商国家大计。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袁世凯甚至派程克、张昉作为专使，并让海军派出“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8月2日，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启程北上，并初定日期为8月17日出发。

袁世凯对这次高峰会谈非常重视，在他眼里，孙中山和黄兴虽然已经在野，但这两人仍旧享有崇高威望，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以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这场政治危机并确定各方认可的内阁总理的话，就必须要利用孙、黄二人的威望，共渡时艰。

对于袁世凯的邀请，同盟会中也分为了两派，稳健派支持孙中山、黄兴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认为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目的是借此羁索孙、黄二人，在此敏感时期，革命领袖更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

就在这时，原湖北革命元老张振武被杀一事，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张振武，湖北罗田人，生于1870年2月，1905年前往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法，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加入共进会。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由于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张振武力主提前发动起义，并在随后的汉口、汉阳保卫战中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

在武昌起义胜利后，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为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文学社的蒋翊武，人称“三武”。在“三武”之上，还有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他主要依靠立宪派支持，与这些革命党人存在很大矛盾。不仅如此，起义前进行通力合作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也出现裂痕，以至武汉的局势极为复杂多变。

1912年2月27日，武昌突然爆发“群英会”暴动，原因是一些被裁编的军人对时任军务部长的孙武等人极其不满，引发事端。这次事变虽然以调解而结束，但黎元洪却乘机将军务部加以裁撤，部长孙武、副部长蒋翊武和张振武军被解除职务而改任都督府顾问。对于顾问这样的闲职，孙武和蒋翊武消极隐退，而张振武却心生怨愤，由此引发了同黎元洪的激烈冲突。事实上，张振武从一开始就看不起对这位从床底下抓出来的副总统，在黎元洪最初不愿投身革命的时候，张振武就曾主张将这位前协统杀掉。

张振武当时手里握有兵权，他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让黎元洪感到如芒在背。事实上，黎元洪打心眼里对这些带头起义的革命党人极度憎恶，而这时袁世凯也想乘机拉拢黎元洪，共同对付武汉的革命党人。

在袁世凯的亲信、参谋次长陈宦的策划下（当时黎元洪也兼任参谋总长，但他一直没有上任，事务均委托给次长陈宦），黎元洪决定与袁世凯合作，对这“三武”来个调虎离山之计，将他们弄得北京去。当年5月，袁世凯以“革命首义”的名义将“三武”召到北京，并封他们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又是闲差）。对此，张振武曾多次表示不满，他对陆军总长段祺瑞抱怨说：“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官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