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卖国贼确是有些文才，或者本身就是有名的文人。因此有人主张，卖国贼其人其文应当分开，人归人，文归文，以示对文化的尊重。对于这种主张，某不敏，迟迟以为不可。远的不说，就拿抗日战争中两个著名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和周作人为例来说吧。

先说周作人。周作人是“五四”后的文学之士，以散文名。日本侵略者正是利用周作人的著名文化人身份作为自己鹰犬的(也曾辗转游说南走的郁达夫，被拒绝)。据《周作人年谱》第536页记载:约七七事变前后，郑振铎离开北平前，曾和周谈过一次话，郑劝他，有可能时，应当离开北平，周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人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逼过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抵抗吗？周没有答话。周作人所持的是“必败论”，这正是他后来投敌附逆的思想缘由之一。周作人这个“必败论”和汪精卫、周佛海等的“低调俱乐部”论是完全一致的。

国民党方面，叶公超也曾专赴北平，苦劝周作人离开北平，无功而返。

周建人的儿子(即周作人之侄)当时寄寓周宅，以死相谏(后来果然自杀了)，周亦不为所动。所以周作人是死心塌地投敌附逆的，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作人的汉奸地位虽不及汪精卫，但他是日伪文化界的一面旗帜，这个作用无人能及。周作人除了总督包括北平在内的日占华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以外，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政权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而“和平运动”是汪精卫的主要卖国口号。周作人也曾以“和平使者”身份和汪精卫一道前往伪满州国进行朝访，并曾单独前往日本朝拜裕仁天皇，以表忠心。所以，周作人亦直接参与汪精卫的活动。尤其是周作人曾几次扮演一种角色，即对日本派赴解放区执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扫荡部队进行动员训话，这时他身着日本戎装，挂少将头衔，挎日本战刀，俨然是威风十足的日军指挥官。有人要求将汉奸的“为人”和“为文”分开，“人归人，文归文”，而他却竟然进一步集“文”“武”于一身:既是舞文弄墨的文臣，又是“指挥”杀人放火的武将！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吗？所以令人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之叹。这里是说周作人自己将“佳人”和“卖国贼”即将“文”和“人”紧密地连在一起。对此，凡有民族良知者应作出何等评价？

再说汪精卫。汪精卫是国民党党国元老，他在国民党中亦以文才名。那位游走于港台之间的李欧梵教授曾说过:“汪精卫这位近代史中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却毫无疑义地具有少见的文学才华，文采绝对超过蒋介石，甚至不亚于毛泽东。”

说汪精卫是“近代史中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不知何所云，汪精卫不是中国近代史中毫无疑义的卖国贼吗？他的卖国罪行即使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中也是极少见的，石敬塘辈不能与之相比。至于汪精卫究竟有什么文集问世，我则未曾见，我只见过他的一本《双照楼诗词稿》，是他在当汉奸的晚年手订出版的，收集了他的全部诗作，印行者香港国粹学社(按:汪精卫的诗早在南社时期就由南社中人集印过，未流传)。上世纪末我旅居香港，曾在一位友人处得见三个汉奸卖国贼的诗集:一是伪满洲国的国务院总理郑孝胥的《海藏楼诗集》，一是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在抗日初起时，因通敌，父子俩人同被枪决)，第三就是汪精卫的诗集了。就诗论诗，三个人比较起来，汪精卫的诗才远在郑孝胥和黄秋岳之下。《双照楼诗词稿》收入他辛亥前刺摄政王入狱所做的四首五绝。“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五绝曾被传诵，但许多人只知其诗而不知其为人。汪精卫入狱不久即被袁世凯命人保释，并赠以巨款，还与袁子袁克定结为至交，即投入了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门下。他何曾讲什么气节？一个时期，他在孙中山和袁世凯之间采取骑墙的态度。

《双照楼诗词稿》收入汪精卫最后几年所写的三十五首诗词，李欧梵教授极赞题为《不寐》的那首诗，说“这是一首令人荡气回肠的诗”。其诗写道:“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郊原仍作青春色，酖毒山川亦可怜。”“酖毒山川”原是张之洞的诗，指建康。这首诗当是汪精卫到南京建立汉奸卖国政权时所作，其中颇有打开汉奸心境的密码。李教授指这首诗令他“荡气回肠”，不知道是荡的什么气，回的什么肠？

汪精卫这名头号卖国贼于日本投降前的1944年11月病逝于日本。据说，他在临死前嘱咐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上“诗人汪精卫”五个字，这也是企图把自己归属“文”的方面，真是异想天开。陈公博、褚民谊在苏州高等法院受审后被枪毙。汪精卫之妻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

周作人的处境较为不同，确实因为他是文化人身份，其汉奸“功业”与汪精卫、陈公博等有所不同。国民党审判当局把他关入南京老虎桥监狱。周作人在法庭上毫无悔改之意，反而自夸在保护北平教育方面有功。国民党中也有人为之说项。他被判徒刑数年。周作人释放后仍动作频频，千方百计为自己改装打扮，引人同情。也有人仍把他视为当年的“美人”而追随之，歌咏之。何以致此，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些卖国贼虽已得到应有的下场，但为他们鸣不平，对他们的诗文“荡气回肠”，甚至企图为之翻案者，仍大有人在。例如香港有一位何姓先生为纪念其汉奸父亲，曾在《明报》撰文，声称一千年以后也会为汪精卫卖国罪行平反；另有一位宋先生居然用“可能”两个字把汪精卫投敌说成是蒋介石所授意；在我们这里，也有人用“如果”两个字使人设想周作人投敌或是经共产党人“默许”。所有这些，无疑是为汪精卫、周作人等汉奸卖国罪行平反埋下了伏笔。正因如此，所以，对于汉奸卖国贼其人其文的“分歧”认识，想来也会长期存在。

其实，无论汪精卫也好，周作人也好，虽有文才，但身为汉奸卖国贼，负千秋骂名，岂有将其人其文截然分开之理？中国文化决不会因为没有周作人这位文学之士而失色，但周作人这位文学之士毕竟是客观存在，在文学史上有过一定地位，所以有人愿意编印周作人的文集是可以的，也应当允许有这种自由。但依愚见，为中华民族的尊严计，且不致蒙蔽后人，编者首先应当有一篇全面说明周作人其人其文的编辑前言。此外，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尽可能搜集他在作汉奸时的有代表性的文字或讲话(例如他动员日寇扫荡的讲话，或许其中仍能见出他的文才)附录于后，以便让人清晰认识他的面目。(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