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在康生领导下工作。在长期的工作交往中，对康生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这篇由他口述的文章，记述了一个真实的康生。

《风范大国民》之陈云文革名言：康生是鬼不是人

学识广博，贪欲亦重

1937年12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1938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写得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

康生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懂，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

1938年7月1日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一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中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江青当时还是党校的学生，康生当时是党校的校长，动员江青出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也就是打小鼓。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土改时，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出门水袖几摆就知道了。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

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得哪个好。

他的这些知识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1924年、1925年就在上海的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背后，许多人都知道他并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自己刻一闲章“鲁赤水”与“齐白石”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

康生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是想以此博名。他日夜梦求夺取高级文物的卑劣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1980年或1981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院落，很旧。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介绍。她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为第一，陈伯达为第二，江青为第三，姚文元为第四。

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他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专家介绍，这种瓦砚世存仅有数只，境内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玉质，一般是铜的，至今只发现一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博的。这方面连陈独秀、瞿秋白都不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