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陈永贵，马烽说:“社会上对陈永贵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贬的，一会儿画成个红脸，一会儿画成个黑脸，成了川剧中的变脸……我无意对陈永贵进行评说。只不过我和孙谦因为写大寨，和陈永贵有过一些交往,打过几次交道。”本文讲述了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马烽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喝酒的三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或者说是意识流地，描绘了陈永贵由蓦然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喝酒 他的手和话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马烽奉命去“大寨”

历史的机缘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你众里寻它千百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有时候，你不经意间，无意识中，却会阴错阳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面前。

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点名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事实上还不是这么简单，那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要去大寨，同来的还有河北的省委书记。这样，山西方面的省委领导陶鲁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只是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事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因为他此前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此事孙谦曾给我透过信，我表示不愿参与。这次省委领导拉上我去大寨参观，看来是非让我参与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

马烽的这次“遵命文学”，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1963年秋，当年还仅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太原，经新华社记者的引荐，见到了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陈永贵向毛联珏汇报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闻言大受感动，说:“你们这是坏事变好事哩！”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作报告。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播放了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录音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为《大寨之路》一文，专门配发了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