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他们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阁楼上，狭窄、低矮、闷热，既是寝室又是办公室。室内放着一张硬板床，一张桌子，一把藤椅，还有木凳，拥挤不堪。虽然条件简陋，工作繁重，然而韩碧母子却感到十分满足，这总是个家呀！儿子受到父亲的抚爱，夫妻团圆和睦。对韩碧来说，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参加了革命，成了张云逸的革命伴侣，并开始艰难地学文化。嫁给张云逸十几年了，她才头一次有这么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的夫妻团聚生活。

可半年之后，张云逸奉命离开香港返回延安，韩碧本坚持也要跟他同去，但张云逸耐心地劝道:“咱们一起走目标太大，等我回去把一切安排妥了再派人来接你们母子俩，这样比较安全些。”韩碧只好含着泪点头。就这样，这对恩爱的夫妻又离别了。韩碧重操旧业，以理发养活自己和儿子。

1939年7月，韩碧和张远之奉命离开香港，到新四军张云逸身边工作。一行人到桂林之后，叶挺军长接见了韩碧母子。在桂林稍作调整，他们继续上路，直到9月份才到新四军军部。一到军部韩碧和张远之就穿上了军装，算是正式参军了。韩碧和张远之编在军部教导队，母子参军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文化，接受抗日教育。他们一人一个背包，课堂就设在山坡上，除了上文化课，他们也常演戏学唱歌。这使中年的韩碧也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视野开阔了，知道的新鲜事越来越多了。

因为张云逸在江北指挥部，所以韩碧母子于1940年2月离开军部，出发到江北去与张云逸团聚。1940年3月，韩碧带着长子远之和新四军干部以及护送的战士25人，行至安徽无为县刘家渡时，遭到国民党武装部队的包围，并被无理扣押，送到无为县襄安镇的保安第八团。当他们得知韩碧和张远之是新四军高级将领张云逸的妻儿，便急速将韩碧一行25人被扣详情电告蒋介石，想邀功请赏。国民政府立即回电:“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消息传来，张云逸立即发电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被扣押官兵。电文说:“炮火余生，不罹于暴寇(指日寇)之后，反被国家军队横加捕押，妻子何辜？遭此荼毒。况职(指张云逸自己)弃家抗战，家属从未受优待，亦不得以侮辱。”张云逸在电文中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释放妻儿及官兵，归还我新四军枪支、军械和军款等，但国民党方面不予理睬。

这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出面，亲自过问此事，向蒋介石等反复申明大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家属以利抗战。直到1940年9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才释放了被扣押7个月之久的韩碧和10多岁的儿子远之。

韩碧从血泊中走出来了，10多岁的张远之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他们辗转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淮南。韩碧见到了丈夫，热泪忍不住扑簌簌掉了下来。张云逸深知妻儿受苦了，扶着他俩坐下来。张远之劝道:“娘，你别哭，见到爹爹咱们应该高兴呀！”张云逸也劝慰说:“儿子说得好，我们全家团聚了，应该高兴呀！”

组织上考虑到韩碧忠诚老实，为人可靠，而文化水平比较低，就安排她到供给部做出纳员。出纳员就是管钱，工作单纯，但责任重大。韩碧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每天都非常认真，并且夜间抓紧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41年3月，由于表现突出，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一家人虽然团圆了，但三人分在三处，根本没有办法待在一起:张云逸经常在一线指挥，韩碧在供给部工作，远之送到学校学习去了。直到1942年，张云逸与她们母子俩才真正住到一起，因为这时他不兼任师长而回到军部专任副军长了。从此，韩碧就跟着张云逸走南闯北，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受命来到广西筹建领导机构。韩碧则被任命为广西保育院第一任院长。在丈夫的鼓励下，韩碧逐渐进入角色，把保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但两年后，张云逸却病倒了。为了丈夫的身体健康，韩碧辞去保育院院长一职，无微不至地照顾张云逸的衣食住行。一直到1953年底，他们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不离不弃———韩碧突发精神分裂症，张云逸铁心“糟糠之妻不下堂”

1953年底，眼看50岁的韩碧进入妇女更年期，她的生理和心理突然间出现明显变化，对人对事常常感到烦躁不安，情绪波动特别大，这本是正常现象。只是韩碧受过关押折磨和战友惨死的精神刺激，解放战争期间1岁的女儿的死又几乎使她精神失常，这些历史因素使她更年期现象显得格外突出。偏偏此时，她又收到文昌老家同胞弟弟的来信，他在土改中被定为地主成分。这一消息让她惊呆了:不错，她祖上确实是大户人家，但到他父亲一辈已经没落潦倒，如若不是这样，她也不会浪迹广州去打工求生了。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实在想不通，但又不想告诉丈夫，怕加重丈夫的病情。沉重的精神负担折磨着韩碧，久而久之终于爆发了。